首届“屈原文化研究国际论坛”闭幕式现场。
记者冯汉斌 文/图
斯世有斯人，斯文厚积宜昌市；楚骚生楚地，楚水长招屈子魂。昨日在宜昌城区启幕的首届“屈原文化研究国际论坛”，堪为一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思想厚重的文化盛宴。论坛上，既有宏观视野的主旨演讲，也有生动活泼的分组交流，而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弘扬屈原文化。
首届“屈原文化研究国际论坛”共收到40篇左右论文，内容涉及楚辞文献研究、楚辞学研究、楚辞文本阐释、楚辞与中国文学史、屈原与中国文化研究等诸方面，颇为可观。线上线下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智慧和观点在论坛碰撞，思想和精神在论坛交融，凝聚成弘扬屈原文化、传承屈原精神的广泛共识。以下是线上线下学者有关屈原文化研究部分观点的集纳。
屈原的生命属于楚国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孙尚勇教授、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彭燕：
《离骚》这篇作品的结构逻辑大体如是：受被骤然弃置的现实和内心使命感的驱动，屈原采取楚国传统的祭祀仪式，希望能够检验自己培养人才以强大楚国的一系列作为是否合于中正，希望能够挽回楚国政治的颓败。为此，他在对自己天赋和使命的回顾中首先上诉先祖神灵；其次陈词重华；其次上征天庭并求下女；其次占卜降神；一切努力均告失败，最后欲自娱偷乐而不得，决定从彭咸之志。
屈原为自己振兴楚国的理想而焦虑，他不是为了个人，他的理想的实现不仅仅是成就了他个人，也成就了楚国，成就了更多楚国统治下的普通民众。很久以来，研究者都怀疑何以屈原在他的作品中只字不提他的妻儿家人，并且有关他的早期文献资料从来未曾提及他的家庭，这大约与他行冠礼之时所承受的天降大任的使命有关。这份使命曾让他无比兴奋和感动，他为之付出了所有。因为这份使命，自成年起，他的生命就不再属于他个人和他的家族，他的生命属于楚国。正因如此，当为了理想的努力遭遇挫折时，他才痛苦万分，无限悲伤。当一切都无可挽回，他的生命随之也走到了尽头。
贾谊是发现屈原与楚文化
关系的关键人物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少华：
本来有可能埋没于先秦诸多文人中的屈原，第一次因贾谊进入了汉初文人视野。可以说，贾谊是发现屈原与楚文化关系的关键人物，这是屈原得以借助贾谊进入楚文化主流的关键。
屈原进入贾谊的视野，主要有两个思想基础：第一，贾谊与屈原相同的政治遭际与共同的地理空间，是屈原这个文化符号得以触发贾谊精神世界的主要因素；第二，楚文化是实现“汉家一统”的主要途径，而屈原作为“楚文化”的典型代表，有贾谊为实现其政治理想所需要的文化要素。
贾谊发现屈原，或者有间接通过屈原这个楚文化代表，逐步向“大汉”推行楚文化，先将周、秦及六国向“楚”改变，渐次实现“变汉”的意图，这是一种借助文化思想、生活观念的转变，进行实现政治认同、国家认同的尝试。
屈原文化是一个
优秀的政治文化符号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一新闻传播学院赵辉教授：
屈原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伟大的文学符号，也是一个优秀的政治文化符号。屈原是将政治放在历史和当时诸侯国争霸的现实语境中去“上下求索”建构“美政”政治理念的。这“美政”的整体目标是：国富强。富即发展经济，强即强化军事，部队要“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其核心措施，一是重民生，二是明法度，三是举贤能，四是明道德，五是反腐败，六是重外交。
由上可见，屈原的政治理念，是他之前政治理念的集大成的总结。他虽然不像其他诸子留下政治论著，但他的《离骚》《九章》等，不仅是优秀的诗歌，也可谓是优秀的政治读本，正如司马迁说，他的这些诗歌“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所以，弘扬屈原的政治文化遗产，对于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宜昌市举办这次屈原文化国际论坛，不仅具有文化意义，也具有政治意义。
屈原与北方文化关系密切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钟书林：
屈原出生成长成名于南方，一直以来，人们将其视为中国南方文化、南方文学的代表，甚至是最大代表。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在屈原研究中，也应当注意到屈原与北方文学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南北文学合流中的屈原的传播接受。其具体表现在：一是屈氏之先祖与北方文化的密切关系；二是屈原本人与北方文化的密切关系；三是屈原传播接受与南北方文学之交融。所有这些，有助于增进中华文明交往交融的深化。
西汉刘邦建国关中，是楚文化的胜利。汉朝文化，主要深受齐、楚文化的影响。一南一北的齐楚文化，在此交汇。在这次南北文化的合流与交融中，一个重要的媒介，就是屈原及其楚辞。整体地看待屈原及其文学创作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文化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值得我们去深入探究。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德华：
人们习惯于将屈子仅仅视为诗人，但是诗人也是哲人，只不过用诗歌的形式与语言来表现哲思罢了。因而，在战国诸子思想版图上，屈原是被缺席的一位哲人。孟子以“舍我其谁”“为王者师”的大丈夫气概傲立于中原，屈子以“后皇嘉树”“受命不迁”的南土情怀独行于楚国，二子南北相视，相互激荡，孟子的天命观强化了北方中原文化中心，屈子对中原儒家政治文化的吸纳和反思，取舍之间也反映出屈原立足南楚、融合南北文化的气度。二子南北辉映，丰富了战国诸子争鸣的形式与内容，对我们认识战国诸子思想的地理分布，重绘战国诸子思想版图不无意义。
屈原的作品有教化之功效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峰屹：
与汉儒“诗教”意旨相仿佛，东汉王逸也有以《楚辞》为教的思想。他认为，《离骚经》“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完全可以用于教化。《离骚经后叙》在指明屈原之作“上以讽谏，下以自慰”的性质后就说：“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认为通过《楚辞》的教传，可以使人们在哀悯同情屈原的同时，又能受其“思君念国”之情、“忠信仁义之道”的熏染。
王逸认为，屈原的作品以其巨大的影响力感染着后世。人们不仅在形式上模拟屈赋，如宋玉之作《九辩》，刘向、王褒之“依而作词”，东方朔“加为《七谏》”，同时，也自觉继承屈原的精神，以屈原的“殷勤之意，忠厚之节”为榜样。屈原之作品如同儒家经典一样，是能起到有效的教化作用的。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牟歆：
屈原《卜居》《渔父》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体现出事件亲历者对于个体记忆的文学性书写与重构，同时又由于传播中形成的某种集体记忆，而成为了“史实”，被史学家选择性地进行了记录，从而形成了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记载之间的差异。中国早期文本或作品中，确实存在以第三人称视角为主的叙事记言现象，这与早期先民记录回忆和历史的思维一脉相承。从甲骨卜辞的神圣问对到周人记录带有权威性和规则性的王言，再到君臣问对和一般士人间的对话，直至辞赋问答体式的产生，形成了一个不断传承演变的记言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