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国首个国家宪法日，它的设立意味着宪法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虽然它只是一部法律的纪念日，但它是一种天下大同、公平正义的图腾，这个图腾只要深入人心、只要至高无上，就会在无形之中，大道盛行，天理昭彰，人心刚直，世道和谐。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阶段，“加强宪法实施”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基调、目标和任务。作为研究多年的宪法学者，也曾是“全国唯一一位出任地方人大常委”的宪法学者，秦前红教授近些年来频频在各种场合发声建言。在第一个宪法日来临之际，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秦前红接受了华商报记者专访。

　　社会期待和宪法功能有落差

　　华商报：宪法被定义为根本法，但于百姓而言，还是有一定的神秘感和距离感。你怎么看？

　　秦前红：宪法是公共权力的准生证，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在一国法治体系中具有根本和最高的地位，确认权利并管着所有的权力。现在，整个社会有一种强烈的期待，宪法应该更有硬度、更管用！换句话说，公众对于宪法的期待和宪法所应有的功能之间还有落差。

　　华商报：按专业角度，宪法的应有功能究竟是什么？

　　秦前红：应该是两条，一个是保障人权，二是限制权力，权力必须要有边界，权力的行使要有正当程序，权力配置要科学合理，某种意义上说，限权是宪法产生的动力。不过，现代国家也面临着新问题，比如，环保、大规模自然灾害、国际货币问题等等，单纯地强调束缚权力，会使得权力无力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也不行。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正当的目标能力下，如何高效地解决问题，实现宪法功能，成为宪法面临的课题。

　　华商报：如何评价现行宪法？

　　秦前红：经过四次修改，现行宪法中公民权利的清单越来越详尽，应该说，82宪法本身的文明水准超过此前几部宪法，也为改革开放、文明转型留下了很好的铺垫。

　　宪法实施程度不高有三大原因

　　华商报：习近平曾说“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十八届四中全会也强调“加强宪法实施”。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秦前红：我觉得，这里要明确一个问题，现在说加强宪法实施，不是说现实中宪法没有实施，而是实施的程度不高。

　　华商报：原因何在？

　　秦前红：一个是立法上尚有一些空白。比如，我最近在湖北省一个座谈会上讲，过去说刑不上大夫，现在舆论不上高官，这背后其实是新闻立法的缺位使得新闻媒体对于官员监督力不从心。

　　还有一个是立法质量不高，虽然现在有一个立法体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地方人大立法，但也存在粗制滥造的情况，和宪法精神不匹配，其中典型例如已废止的收容审查、劳教制度。也就是说，当现有法律制度和宪法冲突，就需要修改，撤销或者废除。

　　第三个是宪法语言通常很抽象、很概括，难免出现一些状况，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就需要宪法权威解释。我们常听到“违宪”这个词，那么，在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有违宪法时，就必然要求阐明宪法的涵义，通过宪法解释才能够判断是否违宪。而干这些事情，必须要有一个专门机构；没有的话，宪法就不能落地；不落地，宪法地位就不高。

　　华商报：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里提出“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宪法解释程序，这个对百姓还是有点陌生。

　　秦前红：宪法解释程序，学界以前讨论很多了，应该说，这个程序的出台，知识储备上没有问题，它本身也不涉及意识形态，这就是一个保障宪法实施的纯粹技术性问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程序有大量研究，宪法解释成为一种纯粹学术产品，甚至充斥着学术垃圾，现在四中全会承诺宪法监督和宪法解释，这意味着未来要启动，接下来就需要解决配套的操作性问题，有许多技术性问题需要明确。

　　华商报：会有哪些技术性问题呢？

　　秦前红：比如，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那就得开会，需要有专门机构来做，那么这个机构从何而来，又如何开展工作？也都需要明确。进一步说，宪法解释还牵涉一个通过程序，一部普通法律通常是二分之一就能通过，宪法修改通过是三分之二。那么，宪法解释的通过是按照二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二呢？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隶属于全国人大，那么，由人大常委会解释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宪法，“下级解释上级”，这个问题怎么来处理？又比如，是主动解释，还是国务院、最高检等别的部门申请解释？公民申请解释可不可以？如果可以，一个13亿人口大国，肯定又得有一个过滤程序，否则，都来申请解释，解释机构将会忙得瘫痪……这些问题都会随着宪法解释机制的建立而需要一个个考虑和解决，应该说，宪法解释程序的运行，首先需要一部《宪法解释程序法》。把宪法解释工作的各个环节具体化，使宪法解释有法可依，保证宪法解释的规范性与科学性。

　　守护宪法成为国家行动

　　华商报：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你觉得要有“顶层设计”吗？

　　秦前红：国家宪法日的设立意味宣传宪法、守护宪法成为一项国家意志和国家行动。12月4日，本来是个法制宣传日，现在合并改造升级成宪法日。这背后的逻辑，是法治宣传、法治启蒙，这里面最需要的其实是对作为根本法的宪法的宣传和启蒙、对宪法信仰理念的塑造。

　　华商报：你觉得宪法日该怎么过？

　　秦前红：如果只挂横幅、贴标语和口号，散发传单，实际效果有限。我注意到，有人说借鉴国外做法，应该放假休息，让老百姓觉得“沾光”了，在这个意义上，老百姓会认为宪法管用！

　　华商报：《学习时报》有文章就建议“将国家宪法日和劳动节、国庆节同等对待，普通公民在这一天放假休息，使宪法和公民的幸福结合在一起”。

　　秦前红：放假之外，还可以做到很多，比如，宪法日要和宪法宣誓结合起来，事实上，近十多年来，每逢换届之年，国家领导人发表就职感言时已屡屡提及“忠于宪法”，未来只是需要将其明确固化为一种正式的宣誓制度而已；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如有重大宪法解释决定，可考虑在宪法日颁布实施。通过具体的宪法制度变迁，累积人民对宪法的崇信。总之，要让这个宪法日有实际内容，一次宪法实施的真实行动胜过多次口头说教。

　　华商报：你认为怎么才能使得宪法走进人民心中呢？

　　秦前红：首先，还是去了解，可以将宪法写入公民教育读本。然后，让宪法管用！当公民权利受到侵害时，宪法能出来兜底，这会极大提升老百姓对于宪法的好感。还有，宪法需要与时俱进，可以通过宪法修改或解释，回应百姓需求。还有一条，就是干部引咎辞职时，我们常常听见的一个理由是违反党纪国法，能不能见到有些官员是“因为违反宪法，心怀愧疚而辞职”呢？毕竟，像做出行政决策，或者违背人大程序而可能涉嫌违宪的情况是存在的，如果能把“违宪”作为一个引咎辞职理由，也会让人看到宪法很“管用”。

　　华商报记者 杨鹏

　　公民权利因何放在“国家机构”前面

　　华商报记者寻找隐藏在宪法里的历史密码

　　历史的经验往往告诉我们，那些“小的”、“不起眼的”事物，往往是“美的”、“基础的”、“重要的”。所以，宪法日这天，我们不妨从高大上的常规路径中走出去，另辟蹊径，从那些有关宪法的“小事物、小细节、小故事”入手，管中窥豹，从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的公民权利条款变化、字眼变迁里，挖掘隐藏着的历史秘密。

　　密码一

　　“精神病人无选举权”为何取消

　　1954年《宪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有精神病的人和依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

　　1982年《宪法》第三十四条中，类似规定的最后一句则变成了：“……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对比可以发现，“精神病人”在1982年宪法中取消了，这背后究竟有怎样的考虑？

　　真相探析很多精神病患者不具备正常行为能力，难道让“武疯子”也去投票选举？回答这个问题就得从两方面来说：有没有宪法权利是一回事，具备不具备行使权利的能力是另一回事。宪法没有把“精神病人”排除在选举权拥有者之外，说明他们是有这个权利的，但是他们能不能参与选举，在实践中需要程序来确认。这种表面看似不可思议的条款，其实正是宪法发展的产物，它在扩大权利和权利平等方面有了更细致入微的考虑。

　　密码二

　　“迁徙自由”如何神秘消失

　　1954年宪法第九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但是1982年宪法里，这条规定消失了，这是为什么呢？

　　真相探析近代中国第一次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公民享有迁徙自由，是1912年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41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三条也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迁徙之自由权”。1954年宪法，更直接将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写入了宪法。但当时社会主义政权刚建立不久，“社会主义工业化”成为优先发展的国家战略，农业必须为工业服务，于是，让农民固守在土地上就成为现实的需要。从1955年6月到1957年12月，国务院先后发布4个文件，严格禁止城市部门私自向农村招工，限制农民进入城市。1958年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此，“城乡二元”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开始成型。 宪法中写入的“迁徙自由”，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实现。

　　改革开放后，1982年的宪法没有了“迁徙自由”的条款。参加了1982年宪法制定工作的法学家肖蔚云说：“写上也是做不到，因此就不写。”于是，“迁徙自由”这条曾经的宪法权利就这样消失了，至于何时会重新进入宪法大家庭，恐怕还要经过一个相对漫长和博弈的过程，但长远来看，“迁徙自由”重新入宪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

　　密码三

　　“人格尊严”为什么能横空出世

　　1982年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为什么会在时隔28年后，公民会多了“人格尊严”这项权利？

　　真相探析许崇德是我国著名法学家，参与了1954年宪法的起草和1982年宪法的制定工作。对于“人格尊严入宪”，许崇德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人身的侮辱太厉害了。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对公民侮辱诽谤诬告陷害。”据后来参与宪法制定人士的多篇回忆文章披露，当时宪法修改过程中，很多条款都引发了激烈争论，但对于“人格尊严”条款几乎没有争议。

　　密码四

　　“公民权利”因何放在“国家机构”前面

　　观察1982年宪法和1954年宪法，会发现有一个明显的结构变化，那就是1982年宪法把“公民权利”的章节放在了“国家机构”之前，这个形式上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序位排列，而是有着很深的法律意味在里面。

　　真相探析据《中共党史资料》原副主编刘荣刚撰文披露，1982年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胡乔木提出，把权利一章放在国家之前，是民主的思想，是重视公民的权利。1982年2月17日，邓小平在和彭真、胡乔木等人谈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时，同意把“权利和义务”放在“国家机构”前面。

　　在外行看来，这似乎只是一个小小的调整，但著名法治思想家、“法治三老”之一的郭道晖却将之称为“至今都闪耀着光辉”的一个进步。这种位置的变化别有深意，表明公民权利是本，是高于国家权力的，国家权力不得侵犯公民权利。

　　1982年宪法将公民权利提升至国家机构之前规定，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执政者对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认识开始发生转变。但在1982年宪法制定的当时，中国社会才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改革车轮启动不久，开放大门打开不长，整个国家依然实行着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和人治的国家治理模式，过去几十年的姓资姓社思维定式、过去几百上千年的封建残余思想还根深蒂固，从上到下缺乏能够生成与支撑公民权利本位意识的社会基础。此种历史背景下，通过对宪法章节顺序和结构的调整相对比较容易，但对宪法里将“权利”置于“权力”之前的做法，做出过高评价为时尚早。我们可以把这种序位的变化看作是一个开始转变的信号，一种公民权利意识苏醒、国家权力受限的信号，但从文本到现实，两者之间要完成真正的本位转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结语：隐藏在宪法细节当中的历史密码，肯定不止这些，每个字的变化、每个词语的变化、每一条款的增减、每个部分的排序，无不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从坚硬、冰冷的宪法条款细节的变迁，去洞察历史深处的脉搏、温度，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让宪法散发出些许趣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