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七”周年纪念中，武汉及各地所发动的献金运动，得到了广大民众热烈的响应与拥护，其踊跃献金的情形，使中国民族解放斗争史的篇幅上，放一新的异彩。

　　很明显的，此次献金运动，是一个含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运动。它一方面表现了民众对于政府坚持抗战的支持与拥护，对于前方

　　浴血苦斗之将士及其家属之崇敬与关怀，对于英勇受伤将士与被难同胞的敬重和援助，同时表现了武汉及各地千百万民众在目前国难危急的情势之下，对于抗战建国事业，发挥了自觉的积极性，与伟人的英勇精神。

　　这次献金运动，仅就武汉来看，其踊跃热烈的情形，足以令人兴奋感动。如从沦陷区域跋涉来汉的被难同胞，将撙衣节食的钱献给国家；许多老年人因痛惜自己不能直接参加抗战而献出历年辛整的积蓄；无数车夫、男女工人；小贩等，以他们血汗换来的金钱，热烈地献给了神圣的抗战事业；瞎子、哑巴，甚至乞丐，也都将艰难得到的一毛、一分慷慨献出。特别是受伤将上及武装弟兄们，如武昌残废院全体受伤官兵的献金，更使有钱不出钱的人感到惭愧。妇女和儿童，在这次献全运动中，也非常活跃，捐出他们的戒指、耳环、百家锁等等。

　　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也热烈举行了献金，将党员党费项内拨出一千元，帮助抗战军人家属及受伤将士；八路军全军战士以节食所得一千元，献给抗战军人家属及受难同胞。同时，陈绍禹、秦博古、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诸先生，都将其参政员七月份全部薪金献出；周恩来先生也将其在军委政治部的一月薪俸献出。当时，献金台前群众情绪异常热烈，共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国民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同时，据本报所得消息，昨天毛泽东先生已有电到汉口，嘱将其参政员七月份薪金全数捐出。

　　不仅武汉如此，西安、兰州、汕头，以及海外的侨胞，都有巨量的献金汇来，而外国友人同情我国抗战来献金的，亦复不少。

　　一年来抗战的经验，证明了我前方英勇将士不能顺利完成其战斗的任务，最重要的原因，是民众动员的不够。在武汉情势危急，三期抗战开始的今日，应当抓住此次献金运动中各地民众所表现的热情，加以发动和组织，使它能够发挥其动力而成为支持政府长期抗战的伟大力量。对于民众运动的一切限制和束缚，都足以阻止民众积极性的发挥而减弱抗战的力量。

　　这次全国民众热烈献金运动中还有很大的不平衡现象，第一、其他省区远不及武汉三镇的活跃。第二、献金运动还未在各阶层民众作真正普遍的动员。工人、小贩、兵士、难民等不仅英勇的出了力，而且热忱的出了钱；但一般拥有巨资丰衣足食的同胞们的献金，远落在劳动同胞之后，而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因此为了继续发挥此项全国同胞献全救国的精神。除了在各地发动民众的积极性外，还应当由“政府一方面用明文规定，根据各界人民的财产和收入多寡，为应购公债款数之标准，另方面，以民族大义和国家光荣去激励存款外国银行之中国存户尽量购买公债，此外，应继续征收累进所得税。”(见陈绍禹、周恩来、秦博古：《我们对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以正确执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战国策。

　　此次武汉及全国各地民众热烈献金运动，表现了我全国同胞的忠勇及拥护政府长期抗战的伟大力量。需要勇敢的将这种力量加以组织和动员，做到“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力的出力，有粮食的出粮食，有专门技能贡献专门技能”(中共《八一宣言》)，用全民族的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