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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孽债——日军在武昌县推行奴化毒化纪实
发布时间:2014-07-04 17:34:55来源:湖北电视台网站进入电子报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在武昌县盘踞达7年之久. 他们以“证服者”自居,对“被征服”的土地和人民进行野蛮烧杀,肆意蹂躏,猖狂劫夺。与此同时,还竭立推行奴化教育和毒化政策,妄图以此摧毁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残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从而达到变“东亚共荣”为“东亚顺日”的险恶目的。

  推行奴化教育——妄图毁我民族之精神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昌县后,在全县各乡镇驻扎“官抚班”负责推行奴化教育。一方面,

  组织维持会,在各乡镇所在地、大街小巷及各乡村口刷反动标语,如“中日亲善”、“共存共荣”,滩乡串村,宣传反动口号,制造反动气氛,麻痹武昌县人民的意志。另一方面,他们还把魔爪伸向青少年,强令全县13所中心小学,一律使用日伪新编歪曲事实、充满毒素的课本,学习日本字、说日本话、唱日本歌、做日本操、跳日本舞,以日文为主科,如不及格则遭到留级处分,而汉语则无足轻重,富有爱国思想、宣传抗战的言论更是严禁提及。日本侵略军长年累月的奴化宣传和教育,严重地摧残了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曾遭受日军奴化教育的儿童已是白发斑斑的老者,提及这段屈辱痛苦的历史,他们仍然满腔愤恨,泪水潸然。

  原湖泗中心小学六上学生夏光林说,日军占领湖泗第二年,就在湖泗桥小学强制推行奴化教育,伪维持会的走狗们一面奉命挨家挨户强迫家长送孩子上学(因怕日本人,学生多不愿上学),一面找当地的先生到学校教书。记得当时我村有一个夏先生,因不愿为日本人卖命,回家种田,维持会的人三番五次叫他回学校,都被他拒绝了。宣抚班长听说此事,怒气冲冲地带人来到他家,砸毁他家的锅、碗、盆等和所有农具(砸不坏的命人带走),家中唯一的一条耕牛也被牵走,并将夏先生毒打一顿,最后威胁说:“如果三天之内不到学校报到,全家死啦死啦!”为了躲避这场灾难,夏先生含泪带着妻儿连夜离开了家乡,漂泊在外,后来不知所终。

  原湖泗乡六上学生鲁经斌回忆:在伪校时期,每天都有日本人来学校巡视,常说许多怪话、出些怪题,要我们答复。记得有一次那个名叫“久保田”的宣抚班长来了,走进我们教室,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写出这样的一公式来——天皇+南京政府+满洲国=?,让一名姓祝的学生回答,这名学生答不上来,宣抚班长恼羞成怒,吼道:“笨蛋,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这么简单的公式都不知道”。说着,伸出右手朝这名学生的脸上狠狠打了几耳光。顿时,学生的脸肿得有近半公分厚,指痕如毒虫般爬在脸上,殷红的血顺着嘴角流了下来。宣抚班长并不善罢甘休,认为这是教训学生的好机会,于是拖着这名学生来到教室外,命他脱掉身上的衣服,站在太阳下曝晒,同时召集全校学生到操场集合,接受训话。

  寂静的操场鸦雀无声,炎炎的烈日,似火一般烙在这位学生的身上,汗如雨淋。宣抚班长站在台上,指着被晒的学生装模作样地说道:“天皇加南京政府加满洲国就等于大东亚共荣圈,你们要记住。谁要是不好好学习,不记住,就是破坏大东亚共荣,就会像这名学生一样受到体罚。”

  原青山区八吉乡中心小学五上学生肖振韵写道:“我在八吉乡中心小学,时常听到查学的日本人说‘大日本人是来替你们报仇的,你们原来是满洲的人,在清末的时候,被支那国合并成为那重庆的中华民国。现在我们同满洲国的兄弟们,共同来援救你们,使你们独立,使你们复活,你们还不赶快起来为自己的祖国奋斗,还等什么?”

  日本侵略军挖空心思,胡编乱造历史,进行奴化宣传教育的罪恶用心,一开始就被善良而聪明的中国人民识破,并遭到机智、顽强的抵抗。”

  原保福五下学生李雅文回忆说,那时我们的学校,采用两种课本,一种是部订的课本,是用来实际教学的,一种是伪编的课本,是用来应付敌人的。听说敌人来了,立刻把部订的课本收藏起来,将伪编的课本摆上案头,并故意弄些墨迹,撕些裂缝,表示经常阅读,以应付日伪突然而来的巡视和检查。因为稍有些疏忽,虽片纸只字,也会招来横祸……

  推行毒化政策——妄图灭我民族之生存

  自鸦片战争以来,凡侵略者所到之处,鸦片已成为他们残害、奴役中国人民的武器。日军也不例外,他们不仅在沦陷区大量倾销毒品,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摧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更有甚者,他们还强占大量肥田沃土,种植毒物,人民深受其害。下面是日军在武昌县销售和种植毒品的情形。

  日军侵人武汉后,即唆使伪组织首先成立伪武汉戒烟局为执行毒化政策的总机关,井设土膏店联合公司,以倾销日军由东北、 华北各地运到的红土、北土、白面等毒物、伪湖北省政府于1939年11月成立后,这种残害同胞的罪行则由胡政府政务厅负责执行。1940年先后有所谓“各县禁烟禁毒暂行条例”、“各县分期禁烟暂行办法”、“各县烟民申请登记换取执照暂行办法”的实施,此种种办法由构政府组织颁行后,凡种、运、售、吸、制等行为均有法令依据,受伪政府的保护。武昌县优政府即大批领得敌人烟上、烟具在接配发到乡、保,并以保为固定配售单位,各保每月配给烟上2两5钱,价值军刚5兀。烟民则持登记执照,用粮食、柴草、苦力与之交换。同时,私立烟馆也大量设置,仅纸坊设立3所,郑家店、李家桥等也分别设有私人烟馆,烟士每两10元,井加教育费2元,且日夜开馆,随时出入。为此,很多人都倾家荡产、葬送健康,而这些烟民却被日本人称为“好人”。

  与此同时,因日军从远方运来的烟上、白面不够烟民吸食,难以达到日军毒化目的,地县政府秉承日军意旨,领得日军大批烟苗及种植烟苗的肥料,派专人负责督促乡民普遍种植。日伪组织人员在全县各地勘查地壤,并广为宣传,决定在武昌城郊的东湖沿岸的肥沃地区、纸坊镇的三斗丘一带为首期推广种植的实验区域.1940年1月1日,伪县政府在青林寺召汗各地士绅、保长联席会议,商仪推广烟土种植、会上,为日军种烟最卖力的杨、张二人说“这次推广种烟,就平县而言,可谓自种自食利益不外流,就种户而言,则可以加倍生利。但种烟需要仔细周到,不像种谷种豆可稍有马虎。如果一齐推广,就能养成人民勤劳耕植的习惯,我们要努力奉行”;‘上峰已有规定,考果种烟成绩全凭收取烟土的多少,以每亩产一斤为标准,多奖少惩。现在,县政府已从日方领得大批烟苗及科学肥料,由各乡分发给种户,要按时种植,如有不服从命令行为的,一经查觉,即铲除青苗,没收土地,毫不客气……”自此,武昌县肥沃之上被强迫种植烟上、白面等,毒品四处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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