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抗战时期，新四军在鄂中行军。（资料图片）

图为：京山县小焕岭村，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旧址。

图为：新街战斗遗址纪念碑。

图为：京山县博物馆内展出的日军空袭炸弹残片。

　　湖北日报讯 文\记者 别鸣 通讯员 黄河 翟存波 实习生 李艳 图\记者 孙文

　　【阅读提示】

　　抗战时，京山县城人口不足1万，没有重要军事设施，没有军队防御阵地。然而，1938年8月29日，日军竟出动飞机56架次，在此投下200余枚重磅炸弹，酿成日军空袭中国城镇单日造成伤亡最多的特大惨案之一。

　　血债血偿。李先念率领新四军一部挺进京山，于1939年10月在新街与日寇激战，在鄂中给了日军第一次重击，让新四军威名远播，被称为“新四军鄂中抗日的平型关战斗”。

　　当年，日机为何疯狂轰炸并不起眼的京山？新四军如何为乡亲们报仇雪恨？

　　7月中旬，我们在京山县问路而行，辗转80多公里，寻访抗战老兵，仰望英烈遗迹，回溯历史疑云，铭刻战争记忆。

　　京山被炸

　　“县城炸平了，我要当兵打鬼子”

　　受访者：原京钟游击大队战士田仕儒（90岁）

　　7月14日清晨，记者一行驱车穿过京山县城，寻访抗战老兵田仕儒。只知道“胜利村2组”这个模糊地名，我们不断问询，在雨雾缭绕的山前终于找到一条蜿蜒小路。行到一处低矮房屋前，一个身躯瘦高的老人拄着拐杖站在檐下，正是老兵田仕儒。

　　90岁的田仕儒已经老了，交谈需要旁人在耳边吼，走路也颤巍巍。说起鬼子轰炸京山，说起抗战经历，他眼里有了一线威武的光。

　　“那年8月，日本人飞机突然来了，炸弹密密麻麻丢下来，半天就把县城炸平了，太惨了，死了几千人，绝了96户！”田仕儒说。

　　1938年8月29日上午，日本侵略军于8点、10点、12点，分3批共计出动飞机56架次，对既无任何防空设施、又无任何防空意识的京山县城进行密集轰炸，投下炸弹200余枚，大部分都是500磅以上的重磅炸弹，同时俯冲用机枪扫射，造成2000多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一天内空袭伤亡惨重程度，超过了武汉、重庆、成都等地，是抗战时期日军空袭中国城镇单日人口伤亡最多的特大惨案之一。

　　京山县党史专家李甫清介绍，据老人回忆，那天早晨8点（亦有说是7点左右），天空突然传来飞机嗡嗡的声音，且越来越大，震耳欲聋。十多架飞机由东边飞来，开始在城区上空盘旋。日机分为两个编队，每队9架，共18架。人们全都仰起头来看稀奇，有的还用手指着清点架数。一会儿，飞机队形散开，人们看到飞机“下蛋”了，一些人还以为是大飞机放出的小飞机。但顷刻间，巨大的爆炸冲天而起。许多人祖祖辈辈蜗居山城，连飞机都没见过，突然间面对从天而降的狂轰滥炸，一时间不知所措，整个山城顿时陷入一片慌乱。

　　史载，轰炸开始时，县长蒋章骥在县府前厅忙于行政扩大会议会务，首枚炸弹在县府门前爆炸，蒋妻与其10余岁的女儿急忙躲避，女儿当场炸死，蒋妻腹部炸开，剧痛难忍，请求补枪以求速死，蒋不忍，令警卫开枪，警卫亦不忍，蒋只得从警卫手中夺过手枪，含泪向妻子开了枪。

　　当时京山城人口不足1万，又没有重要军事设施，也没有作为中国军队防御阵地，为什么会遭到日机如此疯狂轰炸呢？

　　李甫清说，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在相关军事档案中找到确切的答案，但从当时一些背景情况，或许可以找到部分答案。1938年春，京山县城东郊曾修建了一个飞机场。7月，新任县长蒋章骥到任，兼任县抗日游击司令、县抗战后援委员会委员长。8月28日至29日，县政府召开全县行政扩大会议，商议抗日事宜，各区、乡和大保行政人员及财政、教育、税务、治安等各部门人员聚集县城，大家都以“蒋委员长”称呼县长蒋章骥。而就在轰炸前一日（8月28日），国军参谋总长白崇禧等军事要员乘坐数辆小轿车赴襄樊路过京山，并作短暂停留。

　　因而，包括田仕儒等当地人普遍认为：轰炸的主因，就是各种迹象和传闻引起了日本奸细的注意，导致日军情报部门误以为蒋介石到了京山。

　　残酷轰炸，反而让不少京山人走上了奋起抗日之路。田仕儒就是其中之一。

　　“那年我13岁，参加了新四军京钟游击大队打鬼子，年龄小就当哨兵、生活员，在小花岭为李司令（李先念）、陈政委（陈少敏）站过岗。”田仕儒颤巍巍从屋里拿出自己的宝贝——一本《京山新四军名录》，上面有他的姓名。

　　新街破袭

　　“鬼子摸过来了，机关枪向大家直扫”

　　受访者：原京北游击大队战士胡元清（91岁）

　　91岁胡元清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很多。他身躯依旧灵活，在京山县福利院里走来走去，边和我们对话。然而，过去已经在他脑海里逐渐淡去了，老年痴呆症让他对于大部分战时记忆，总是迟疑片刻，然后回答：“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据其子吴章彪介绍，胡元清15岁时放牛，新四军一支游击队从塆子里经过，他回家给母亲说了，就参加了游击队。后来，一直担任通信兵。在各大队及司令部之间徒步送信。后来手下有了4个通信兵，最远送信到荆州、天门一带。

　　胡元清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早上，日军突然出现，“鬼子摸过来了，机关枪向大家直扫”。他拼命跑到司令部送信。这次战斗，就是被称为“新四军鄂中第一捷”的新街战斗。

　　新四军是在县城被炸之后进驻京山的。1939年初，李先念率领160余人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竹沟南下，进入豫鄂边区，深入敌后，汇合和聚集中共领导的零散武装力量。6月，李先念、陈少敏率新四军挺进团来到京山大山头，与陶铸领导的武装汇合，在养马畈召开会议。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成立，李先念任司令员。

　　10月，新四军鄂豫边区游击支队司令部驻刘家冲，一团团部及三大队驻新街。新街是一个四五十户的小集镇，在京山西北角的罗店镇境内，西边宋河镇，西南罗店，东南蔡树店，东北雷公店，都是日军据点。

　　为了游击支队和区党委首脑机关的安全，第一团一大队驻新街西北的杨家冲，向宋河方向警戒；三大队驻新街东北的范冲，向雷公店方向警戒；团部和二大队驻新街。3个大队在大山头东南、呈倒“品”字形布防。

　　13日拂晓，罗店、贾店日伪据点出动300多日军、400多伪军偷袭新街。我流动哨发现后鸣枪报警。日伪军冲到新街南面，用八九挺机枪同时向街内开火。“敌人机枪一响，寨内寨外的群众都慌乱了起来。我们的部队初来此地，穿的是灰土布，拿的都是一些破破烂烂的老套筒、汉阳造。‘这样的装备，能打鬼子吗？’群众对我们显得没有信心。”老战士余曙光回忆。“打，坚决地打！”通信兵带回了李先念司令的命令。三大队占领南面城墙，用手榴弹连续击退日伪军三次进攻，将日军压到水塘边。团长张文津和通信员冲出寨子，组织驻在新街附近的一、二大队从两侧继续进攻，冲垮了两翼的伪军。

　　这时，阵地上忽然四处腾起蓝色烟雾。余曙光说：“战士们一个个被熏得流眼泪、打喷嚏、淌鼻涕，呼吸感到窒息。日本鬼子在放毒瓦斯！由于不懂，许多战士以为敌人在烧辣椒熏我们。各级指挥员马上下令，让战士们用手巾浇水捂住嘴巴、鼻孔，没有水就浇自己的尿。”坚守新街的三大队发起反冲锋，把日军压到街南一里多远的黄家台凹地竹林里。

　　下午，李先念率领二团第二大队前来增援。他告诉部队：“这一仗必须打赢，打输了或打一个平手都不行！中原人民都在盼望我们新四军的战报！”

　　激战至天黑，数路敌军前来解围。同时，黄氏祠堂那边冒起了黑烟，一股混合着血腥气的焦臭味，弥漫在空中。原来是被围困的日军伤亡惨重，害怕天黑后地形不熟，会被新四军围歼，便一面佯攻，一面将几十具尸体焚烧。余敌从小路仓惶突围，但战场上还丢下了来不及焚烧的二十多具尸体。此次战斗，缴获重机枪1挺、步枪10余支、战马6匹、军用物资一批。

　　眼见数十个敌人溃逃了，战士们都为没有全歼而感到惋惜。余曙光回忆：“李司令告诉大家，不要紧，我们在这里还是第一次打鬼子，应该让他们跑回去几个嘛！不然，叫谁给我们宣传宣传呢。”

　　新街破袭，历时十余小时，是新四军进抵武汉外围后，给日军重大打击的第一战。大洪山里的国民党22集团军45军用特大号字发了报纸号外，报道这一捷报。

　　“小延安”

　　“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

　　受访者：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旧址看门人张祥主（81岁）

　　大片大片的玉米地，一行行，一列列，如绿色的哨兵。群山环绕间，两栋黑瓦灰砖四合院，墙上大大写着一行标语：“反共是亲日派卖国的阴谋！”

　　在京山县新市镇小焕岭村，还保存着新四军抗战指挥基地之一——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旧址。

　　1940年10月上旬，日军对京山县新市镇八字门村一带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原驻于当地的鄂豫边区首脑机关转移至小焕岭，直至1942年6月。

　　可是，不少资料记载，此地名为小花岭。到底是小焕岭？还是小花岭？

　　81岁的张祥主嘿嘿一笑，答道：“这是当年陈少敏政委取的地名，说这里是革命之花，所以叫小花岭。”童年时，张祥主和小伙伴经常到这里玩耍。他回忆：“这里是指挥部，当时有哨兵站岗，一般人都进不来，但孩子们可以自由进出。”

　　1980年起，张祥主成为小花岭旧址的看门人。他说，这本是自己远房叔叔张光泽的宅子。抗战爆发后，张光泽投身革命，收编周边土匪，加入新四军，且主动让出宅子作为抗战指挥基地。他还记得，过年时周围农家都会被邀请到指挥部里聚餐，李先念司令、陈少敏政委和大家一起，热热闹闹，十分开心。“那时，新四军的日子很苦，自己种菜吃，穿草鞋打仗。当时都会唱一首歌：陈少敏，种白菜，种的白菜人人爱；李先念，种南瓜，种的南瓜人人夸；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张祥主说。

　　边区委员会旧址分东西两院，占地面积650平方米。李甫清介绍，李先念、陈少敏、杨学诚、任质斌、刘少卿等领导，在小花岭指挥整个鄂豫边区的抗日游击战。当时，边区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均来小花岭参加会议，汇报工作，接受任务；边区行政公署、医院、洪山公学、《七七报》社印刷厂、边区建设银行、十月剧团等单位，也驻在这一带的村湾里。

　　光荣的小花岭，一时成为鄂豫边区的“小延安”。许多热血青年，从大后方、大城市千里跋涉赶来参加革命，投身抗战。

　　新闻背景

　　新四军第五师：湖北抗战的中流砥柱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即屯以重兵，截至1940年底，盘踞在武汉地区的日军共21.8万人。日军曾对其兵力密度作过这样的比较分析：“若以华北占据地区的兵力密度为1，武汉地区则为9，长江下游三角地带为3.5，华南为3.9。”武汉地区是侵华日军的“兵力密度之最”。

　　1939年1月至10月，李先念率部队从河南竹沟南下，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后曾改称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对于这支新生力量的诞生，党中央给予了很高评价：“武汉附近新四军挺进纵队（有9个团）的组建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这次经验证明了一切敌后地区，不论在华中或华南，我党均可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并且可以存在和发展。”

　　据《国共两党抗战战绩比较》，截至1943年6月，日军在华中有14个半师团、24万人，新四军抗击了47%。新四军第五师共抗击了日军3个半以上的师团、共约6万人，占侵华日军总兵力的10%、在华中兵力的25%。

　　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新四军第五师在全民族抗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