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十三五”时期的定位与以往相比有何独特之处？

胡鞍钢：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宏大目标，即第一个百年目标，是2002年由党的十六大报告首先提出的。当时，人们还不清楚：这一目标到底能不能实现，如何实现。

为此，党中央进行过三次重大部署和总体设计。除了党的十六大外，还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2012年党的十八大都作出了部署。基于此，先后设计并实施了三个五年规划，而每一个五年规划都上了一个大台阶，具有承前启后的积累作用，又有向这一核心目标前进的指引作用。因此，“十三五”规划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规划。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的最后五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中特别提到“补短板论”，即必须紧紧扭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存在的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他特别提出，还有几千万人口的生活水平处在扶贫标准线以下。因此，中央将这一时期界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我们将“决胜阶段”界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面决战期”、“全面决胜期”、“全面建成期”。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就需要发动“三大战役”、决胜“三大战役”：

第一大“战役”是向极端贫困宣战 ，到2020年消除国家贫困线以下人口，也意味着中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提出的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发展目标）中的最核心目标，即消除绝对贫困，贫困发生率小于3%。

第二大“战役”是向污染宣战 ，使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城市化进程彻底脱钩，总体上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第三大“战役”是“创新战役” ，为中国长期中高速增长提供强大动力，实现从追赶型增长模式转向创新型增长模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引领新常态

《瞭望》：“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出这一主线的考量是什么？

胡鞍钢： 一个发展规划必须要有主线。主线是什么？如何才能更好地体现主线？主线就是大纲，纲举目张。

从第一个制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五年规划——“九五”计划说起，当时提出了两个根本性的转变，一是体制性的转变，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此后的五年计划和规划基本上遵循这一思路。

“十五”计划的主线，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十一五”规划的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十三五”规划纲草案要提出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这是基于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经济新常态的九大特征，而在此之前中央已经作出了“三期叠加”的判断。从“三期叠加”到“新常态”，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十二五”的科学发展、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可持续发展等几大发展逐渐形成了更加全面系统的五大发展理念，从原来的几大建设战略部署逐渐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中央对中国国情和世界世情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准确，越来越全面。

现在，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有助于我们抓住中国发展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

过去矛盾的主要方面体现在需求侧，这次提出的主线，即矛盾的主要方面体现在供给侧，需求侧是短期的三驾马车，而供给侧则是中长期的增长方式转变和制度创新体制改革。但并不是说忽略了需求侧，恰恰是同时强调两个有效：一个是有效的需求，一个是有效的供给。

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时，前者为主、后者为辅，相对比较容易，只要扩大内需踩油门就能有效应对；而现在，则是后者为主、前者为辅，相对而言难度比较大，因为涉及到增长动力的转换，从要素驱动，特别是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改革，核心始终是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消除资源有效配置的体制性障碍，这些基本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及其基本方针的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这一思路的集中体现。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一直是基本方向和重要抓手，从而促进经济的稳定高速增长；在调整生产关系方面，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调整生产关系，转变政府职能，从直接干预到间接干预，从行政干预到更多依靠经济手段调节。

确立增长合理区间强化内外导向

《瞭望》：有别于以往较为具体的增长目标，“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十三五”时期年均增长6.5%以上，背后的考虑是什么？

胡鞍钢： 早在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来，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的目标，6.5%是底线，同时也提到达到7%也是有可能的。这就给了一个增长区间目标，从点目标到区间目标，是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的重要举措。在国内外各种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只要在6.5%～7.0%这个合理区间内，我认为就实现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增长目标。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率指标，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十分关注，反映了两方面的不适应：一是国内地方负责人不适应，已经习惯了两位数的增长率，一遇到新常态就束手无策；二是国际各方不适应，已经习惯了中国经济高增长，一遇到了中国需求特别是大宗产品需求下降便不知所措。

此外，这一经济增长率指标，既是核心指标之一，又是重要的“风向标”，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保持在中高速增长的预期目标，体现了对内导向是防止出现经济波动，“稳中求进”，对外导向则是防止出现金融债务危机等，“行稳致远”。

从国际发展经历看，经济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如GDP达4万亿美元以上，人均GDP增长率都会比较低，只有中国可能是一个例外，达到很高的增长率。加之中国人均GDP与欧、美、日仍有数倍相对差距，今后仍可能保持在较高增长率水平上，还具有极大的国际“追赶效应”，还有极大的国内“追赶效应”，同时，在中高速增长背景下，实现从追赶型增长到创新型增长。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中国经济到了目前十万亿美元以上的规模，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经济增长，只要中国经济增速下来，全世界都会受影响。韩国近期一直关注和谈论中国经济，最后所有的结论是，中国打了一个喷嚏，世界都会感冒。速度的变化我们自身可能不觉得有多大影响，但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有放大效应，也有溢出效应。

有了一个增长目标区间，在很大程度上就有了清晰的预见性，就会给国内外市场明确信号。所有的投资者都看中国数据，如同十多年前都要看美国的数据一样，历史把中国推到了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所以我们不仅要有中国视角，还要有世界视角。

进入国际竞争领跑行列

《瞭望》：从具体的国家发展目标指向上，“十三五”规划与“十二五”规划有什么异同？

胡鞍钢： 根据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二五”规划建议和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比较的话，两个五年规划既有相同之处，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其一，“十三五”时期国家发展目标更加突出了两大总目标和七个强国目标。

“十二五”时期提出了一大核心目标，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还提出了两大强国（人才强国、创新型国家）目标，以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目标；“十三五”时期提出了两大核心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还提出了人才强国、创新型国家、网络强国、海洋强国、制造强国、文化强国、贸易强国等7个强国目标，以及基本完成国防和军队改革目标任务和支持优化开发区域率先实现碳排放峰值目标两个目标。

其二，“十三五”时期明确提出了15项国家战略。

“十二五”时期提出了12项国家发展战略，“十三五”时期提出的15项国家发展战略是历次规划中最多的；两个时期相同的国家战略共计5项（开放战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军事战略、自由贸易区战略、人才强国战略）。

在原有战略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国家战略有1项，从“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到“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十三五”时期提出的新的国家发展战略有9项，也是历次规划增加最多的：优进优出战略、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就业优先战略、食品安全战略、人口发展战略、国家安全战略。

其三，“十三五”时期提出了23类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明显高于“十二五”时期的12类，反映了中国正在全面加速全社会的基础现代化，乃至世界最大规模、最具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网络建设。

其四，“十三五”时期前瞻性地提出了28项国家重大工程，明显超过“十二五”时期的14项国家重大工程。

其五，“十三五”时期提出了49项国家重要制度建设，明显超过“十二五”时期的34项国家重要制度建设。

其六，“十三五”时期提出了26项国家重要政策，明显超过“十二五”时期的13项国家重要政策。

总之，“十三五”时期就是要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人力，以及科学技术能力办大事，实施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重大工程项目，使我国各方面再上一个大台阶，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进入领跑行列。

《瞭望》：落实这份规划，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胡鞍钢： 从相关的指标设定上，似乎是越弄越难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地方规划和国家规划匹配程度越来越高。越是和国家目标相符合的，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十二五”规划高达96%的完成率就是一个例证。

在制定五年规划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的信息开始共享。比如，“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初稿在去年12月份中旬就开始向各地和各方面征求意见，当时各地方都在起草自己的规划。虽然不是定稿，但是传递出了中央的信息。地方会根据这些信息来调整自己的政策和指标。

今年1月中下旬又讨论一次，经过这几轮，上下信息得到了沟通。大家可能已注意到，很多地方未来五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已经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区间。这正是既与国家规划对接，又切合地方发展实际的结果。因此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息沟通分享，有助于形成共识，进而形成合力。LW

刊于《瞭望》2016年第10期

记者王仁贵 实习生李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