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讯 李文山
小汽车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我家就有一辆“东风雪铁龙”。
但改革开放之初，我最大的梦想是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
1980年秋天，我高考落榜后，在潜江县王场公社黄岭大队当上了民兵连长。
一个18岁的高中毕业生正准备在民兵连长的位置上大干一场，但很快就感到了十二分的失落。因为家里穷，买不起一辆自行车，我总是出发在前，到达在后，致使我蹲点驻队、军训整编、外出开会等多项工作中受阻，受到领导批评。
不是我不想改，而是没有办法改。外祖母年事已高。姐姐已经嫁人，姐夫家三天两头揭不开锅。父母虽说正值身强力壮，在生产队里天天汗珠摔成八瓣也换不回一年的口粮。兄长要结婚成家，急着等钱用。弟弟7个月就得了小儿麻痹症，生活难以自理。
此时，改革开放已有两年。家境不错的人家结婚时开始要“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当然，购买这些东西是需要凭票用券的，一般人家很难买到。买了自行车的都要精心装扮，车座罩上带穗的套子，车梁用布或彩纸裹起来，车条要绕上几圈毛线转起来才好看。车子擦得锃亮，轻快地骑过去，留下一路叮叮当当的脆响，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
记得媒体报道，应城县农民杨小运，在当地先行一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向国家超售1万斤的粮食，却提出了一个今天看来十分简单的要求，购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应城县领导满足了他的要求，为他特批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指标，当时的价格是169元。上海永久自行车厂厂长王永昌闻讯，又携5辆自行车专程来应城，提出再奖励他一辆自行车。
我没有杨小运的幸运。外祖母娘家的侄孙有一辆“武汉牌”自行车，稀罕得跟祖传宝贝似的，我好不容易借用过一次，还是外祖母亲自出面，跑了两趟才告成功。
1981年的一个冬日，我接到上级命令，要我次日早上8点准时到达离家20公里外的红桥大队民兵连开一个现场会。没有任何代步工具，自然也没有什么班车可搭。借车之事可一不可二，外祖母娘家侄孙的“武汉牌”自行车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借用了。何以准时到达20公里外的现场？这个问题害得我整夜没有睡好，好不容易刚刚入睡，又因惦记着任务惊醒。由于没有钟表计时，鸡叫头遍我就起了床，头顶呼啸的北风，高一脚低一脚，几乎是一路小跑，结果到达会场还是迟到了十几分钟。公社武装部长劈头盖脸对我好一通训斥，“你别以为迟到十几分钟就不打紧，当众作了检讨就完事，若是在革命战争年代，那就是致命的错误，是要掉脑袋葬送革命的。”
面对严厉的批评，我有苦难言。不久，我由民兵连长降职改任大队团支部书记。
降职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从此患上了“自行车妄想症”。睁眼想的是自行车，闭眼想的也是自行车；劳动时候想的是自行车，休息时候想的也是自行车。购买一辆“武汉牌”自行车大约150元。可当时150元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人民公社结束，大队改制为村，村干部大量裁减。领导也发现我“不务正业”，稍有空闲就埋头在纸堆里写写画画，将我“发配”到村经销店做售货员，我忍不住大哭一场。
当了一年的售货员，盘存分红，我刚好得到了150元报酬。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不假思索，我当即用它添置了一辆不要票券即可购买的“武汉牌”自行车。我终于圆了拥有一辆自行车的梦想。
从这辆“武汉牌”自行车开始，我拼命地在人生道路上奋斗。接踵而至“五羊牌”和“凤凰牌”自行车，后来又有了“亚马逊牌”摩托车和“雅迪牌”电动车，直到有了今天的“东风雪铁龙”小汽车。
（作者单位：潜江日报社）
（作者： 编辑：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