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

1992年，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他们中的佼佼者被称为“92派”。毛振华是“92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其实，在这4年前，毛振华就有过一次“下海”经历，只是下的“海”是海南。他作为一名工作人员加入海南建省筹备组，独自完成了第一份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的初稿。

“1992年创业和我1988年去海南的感觉其实差不多，在个人性格层面，就是敢于放弃和迎接挑战。”往事历历在目，毛振华对支点财经记者谈起这段经历时，露出从容平和的微笑。

毛振华习惯了改变，他一次次走出“舒适区”，向未来挺进。他说，敢于放弃者，方能得永生。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的精神就是敢于放弃、勇于探索的精神。

毛振华进一步阐述，“首先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要处理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的关系、传统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甚至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这是一场很复杂的拉锯和博弈，我们走过了比较漫长的历程。直到‘南方谈话’发表，提出发展市场经济，全国人民都很拥护，没人认为它是天方夜谭。”

南下，北上，创办“中国的穆迪”

1979年，年仅15岁的毛振华以湖北石首高考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他先后在湖北省统计局和省委政研室工作，由于工作踏实、文笔出色，被接连提拔。

1988年，经过8年的酝酿，海南岛从广东省划出，独立建省办经济特区。这一年，毛振华离开他工作生活9年的武汉，加入海南建省筹备组。

“那时从武汉到海南要30多个小时，先坐火车到湛江，再坐4个多小时的大巴到海安镇（现广东海安港），最后坐2个小时的轮渡到海口。上岸一看，发现这是一座连红绿灯都没有的城市，跟武汉差很远。”时隔30年，毛振华这样对支点财经记者描述这段经历，“从湖北去海南，在外人看来是很突然的。当时我只有24岁，风华正茂，在湖北省委政研室战略处工作，是最核心的部门，还结了婚分了房子，感觉自己（在湖北发展）也会不错的。”

也是在1988年，中国资本市场有大事发生。

尽管从1984年起，到1988年前后，发行股票和债券的中国企业并不在少数，但它们的初衷与日后的资本市场并没有太大关系。百姓眼中，股票和债券完全是新生事物，没几个人敢下水一试。

1988年，王波明和高西庆两位留美学生在美联储楼下有个约定：要在中国建立证券交易市场。随后，他们参与完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这是第一份系统阐述中国股票市场的建设性文本，规范的中国证券交易市场从此走向萌芽。

4年后的1992年，毛振华决定放弃中央机关公务员的身份，下海创办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是与资本市场息息相关的信用评级。

谈到这一次放弃与转变，毛振华坦言并不需要跳崖般的勇气。“引导我们下海的，是理想以及我们对企业的认识，大家都在寻找更能发挥才能的地方，这个方向可能就是做企业。因为企业是没有边界的，可以跨越国家、跨越文化、跨越产业，充满了想象力。我也不认为下海从商就是对过去的抛弃，应该说是一种能力的转换。”

至于要创办一家什么样的公司，一开始只有方向上的认识。

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陈东升是毛振华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他们经常在一起琢磨，有了一个共识：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有的企业，中国一定会有。“1992年宣布要搞市场经济以后，‘同样的竞赛规则’‘国际惯例’就成为当时的流行词。而我们不懂技术，只能去做一些现代服务业。”于是，他们相继创办了嘉德拍卖和中诚信。

“那时候从新闻里知道了美国有穆迪公司，对市场影响很大，觉得中国也应该有，可实际上并不知道信用评级具体是做什么的。当时去拿审批，最重要的解释就是‘国际惯例’，这放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并不是我们自己创办了中诚信，而是那个时代以及管审批的人跟我们一起创造了这家企业。”毛振华说。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中诚信虽然成立于1992年，但毛振华直到1993年才借上证券业研习班的机会，第一次正儿八经地拜访了同行业的标杆——美国标准普尔公司，开始了“率先模仿”。

放弃，是一场痛苦的再生

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草莽年代，任何一个念头都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行业。

“当时我们研究国际上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企业，发现这些企业基本都是专业性的公司，真正跨行业的、综合型的大公司少之又少。”毛振华从一开始就认定了中诚信要走专业化的路线。

尽管中诚信早就制定了国内第一套信用评级指标体系，并公布了中国第一部《信用评级指南》，但在很长时间内，这些都像是摆设。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债券市场是资本市场中体量最庞大的市场，远远超过股市规模。投资人需要了解各种债券的风险，由此催生了评级市场。债（政府、金融机构和工商企业发行的债券）是评级业务的主要对象。

股份制公司是企业债的发债主体。但中诚信创立的1992年，中国的《股份公司暂行条例》《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才出台，10多年后，第一批民营股份制公司才逐渐走进资本市场。由于没有评级需求，中诚信成立的前14年，评级业务基本上没有利润。

1992年随着两大条例的出台，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及上市提上日程，中诚信当时成立了两个部门，一个是评级部，一个是股改部，后者从事的便是典型的投行业务。适时抓住机遇，中诚信承接了很多早期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顾问业务。在湖北，鄂武商、武汉中商、华新水泥等老牌企业的上市之路，都有中诚信的影子。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中诚信是中国最早最成功的投行，投行业务利润不错，确实为公司的早期发展奠定了基础。”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初见成效，以及中国资本市场的逐步成型，信用评级的主营业务需求开始走向正常化，如果中诚信一边做投行业务，一边做评级业务，二者很容易有利益冲突，这既不专业也不合规。毛振华面临再一次的忍痛放弃。

“作为商人，对自身能力边界的探索欲望和对公司专业性的坚守之间，往往是存在矛盾的，必然意味着需要不断放弃。”毛振华说，“这时候如何取舍，便与公司的经营理念有关。你必须清楚自己想要做成一家怎样的企业，这门生意有没有一些限制性的要求，企业的野心和欲望有没有边界，你是否想要赢得尊重……这些问题事关价值观，值得所有企业反思。”

中诚信很快做出了选择：坚守创业初衷，放弃投行业务。

作为资本市场的第三方机构，中诚信必须确保中立客观。毛振华称对投行业务的放弃是一场“痛苦的再生”，也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这样的选择，但站在现在来回望，这个决定对公司的发展意义深远。

“当时很多做投行业务的员工都去了评级部门，现在评级部门的高管大部分都有投行背景，这是中诚信过去十几年稳步发展壮大的基础，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人才优势。”毛振华说，每个企业家都想把公司做大做强，尤其对那些已经发现机会和规律的人来说，放弃诱惑就更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