煎熬
艰难求学的过程中,父子俩受尽煎熬。
高一开学没多久,张图就在期中考试中拿了个年级第六。听说张图租住在地下室,同学们都很敬佩他。老张说:“儿子有天分,而且,他知道自己是外地人,心里有动力。”
从幼儿园到小学,张图都过着寄宿生活,早就习惯离开家的日子。
这位性格内向的男孩,皮肤黝黑,嘴边两抹淡淡的胡须,说话细声细语,总是慢悠悠的。他个头已经蹿到1米77,体重还不到100斤,似乎一阵风就能吹倒。看书时,他总是伸着脖子贴着脸,眼睛眯成一条缝。
能拿到现在的学习成绩,也并非一帆风顺。五年前,他还得过一场“怪病”。
那时候,住校的张图在课间甚至课堂上,总是动不动就晕倒。但每次张建党心急火燎地赶过去,孩子一靠在自己身上,马上就恢复正常。
医生也没检查出什么病症,最后只是建议孩子要“多和家人在一起”。为此,张图六年级时走读了一年,才算好转。
升入初中,情况越发严重。有时候站着站着,突然就晕倒。一到上课,张图便觉得浑身不舒服,趴在桌子上睡觉,作业也不交,但一回家,他却跟个没事儿人似的。这些状况,他一直没告诉张建党。
期中考试的时候,他考了年级250多名,在初中尖子生的试验班里,这是倒数成绩。他一直瞒着家里,直到老师给张建党打了电话。
“这种表现,是典型的‘癔症(分离转换性障碍)’由于生活事件、内心冲突、自我暗示等,引起的精神障碍。”焦急的老张查阅过不少医学资料,“起因不太确定,孩子支支吾吾告诉我,班上有个男生曾说过一句,他学习不好。”
那时候,一走进学校,这个内心敏感的男孩总会被诱发症状。“说不清楚,就是不想离开家去学校学习。”张图回忆道。
但儿子的“怪病”,很快就被老张治好了,方法有点简单粗暴。
“儿子,现在你分数这么低,我太失望了。接受现实吧没有进步,咱们就直接退学。”从小到大,张图从没听过这样的狠话。
在父亲的要求下,他马上给班主任写了检讨承认错误。
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背英语,父亲让儿子坐在腿上,看着他背。新概念英语3,一共50多篇长课文,几个月生生全背下来了。
张图默默接受了这一切,拼命追赶,能力被“压迫到了极限”。第二次考试,他就考入年级前三十。后来的统考,又拿到年级第四,西城区排名第36。
高一的时候,因为化学成绩次次拿年级第一,张图一度成为竞赛班9班同学的“眼中钉”作为代表学校参加全市竞赛的理科尖子班,化学第一的宝座竟拱手让给了别人。张图所在的6班班主任,每次开年级会都以此自豪。后来张图享有一项特权,可以去全封闭教学的9班旁听。在这里他交了几个好友,没事就一块下围棋,打打乒乓球。
可是,这个试图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家庭,最终还是败给了户籍。
看着儿子的成绩单,张建党越来越发愁:北京的异地高考政策喊了多年,却一直没动静。回老家,安徽已经一个亲戚都没有,北京的生意自己脱不开身,万一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张图不适应环境,再出状况怎么办?等政策,如果高三那年还不放开,孩子的前途就耽误了。
血淋淋的教训提醒老张,出国要趁早准备。身边就有不少朋友,在孩子高三那年没等到政策,被形势逼着将孩子送到了国外,读了个社区大学。
可这个父亲舍不得儿子离开,“孩子有上清华的水平,出国也没多大意义啊。”
惋惜、无奈、绝望以及愤怒,张建党只觉得五味杂陈。
别了,高考
一条新闻曾让老张感觉到一丝希望。
2010年4月份,在一群非京籍家长推动下,北京市教委发布消息,未来3至5年内,外来人口参加本市小升初将享受“同城待遇”,不再受户籍限制。
刚从小升初的磨难中走出来,他深知不易,也加入到这个自发的组织里。
在上街征集签名的过程中,老张特地叫上了儿子:“一是让他通过实践了解社会,二是让他明白,权利需要自己去争取。”张建党现在还留着那张照片:当时才初二的张图面对过往的路人,手里拿着签名单,呆呆地站在路边,一脸怯生生的表情。
后来,老张带着儿子参加了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讲述自己的遭遇。当被问到“如果短期内不能实现异地高考”时的打算,张图一脸茫然:“我也不知道。”这期节目被异地高考的反对者们截屏,发到了微博和论坛上,并有人宣称要“人肉出这个小崽子”、“好好修理修理他”。
这让张图感到很害怕。
高一时的一天,老张打算去教育部反映诉求,张图却不希望他再去,担心遇到危险。父子俩好一阵争吵,情急之下的张图冲着父亲喊道:“因为你,我已经失去了一次母亲,我不想再第二次失去家!”
听了这话,张建党沉默不语,难过了好久。
2012年底,北京市出台政策,未来3年将实施过渡政策,满足条件的随迁子女,可以在京参加中职、高职学校的考试。
之前,老张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把儿子转到学校的国际班。那里的学生,要么家里早就做好了出国的准备,要么担心学习成绩上不了国内的一流大学,打算到国外镀金。张图是个例外,张建党咬了咬牙:“我们不想走,却生生被逼了出去。”
转班那天晚上,张建党发布了一条微博:“儿子最终还是去了国际班。心里满是不舍与遗憾。从此和中国高考告别了。9班的同学们,以后你们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也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再见,中国高考制度。”
逆袭
此前的努力化为泡影,一切又都重新开始。
张图的英语不是强项,为提升托福成绩,报了几个培训班。再加上报考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俗称“美国高考”,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名校学习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的费用和差旅费,短短几个月已经花费了4万多块。
但这些还都算小钱。老张咨询过,一个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上一所普通大学的费用,至少也得七八十万。
说到这里,张建党又挠了挠本已乱糟糟的头发。
老张还有一套老房子,妻子不同意卖掉。再婚时,妻子有个大女儿,婚后两人又生了小女儿。供养三个孩子,还得应付日常花销,房子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
两年前,他转行开了家草莓采摘园,生意刚刚开始有起色。除了周末接待观光客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要靠分布在北京的五六家草莓摊点儿。
“20块钱一盒,按利润1000元一天算,一个月3万,一年15万草莓一年只有五个月能卖。加上手头的积蓄,差不多能凑一年20万的学费。”他算起账。
因为草莓的周期性,租不到摊位,他只得流动摆摊,时刻要提防城管抄摊儿孩子的学费全指望这些草莓了。
张图也有着自己的烦恼。课程变了,不要求深度而是广度,他的特长没了用武之地,而班上的女生,英语成绩几乎都比他好。
2013年初,这对焦虑的父子迎来一个好消息。
得知孩子的处境,张建党的前妻从美国打来电话。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孩子一个身份。”她告诉老张。前妻早已获得美国国籍,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的研究所供职,再婚并育有两个孩子。她希望通过自己的身份,帮儿子拿下美国绿卡。
3月底,她打电话告诉张建党:“因为张图已经年满16岁,移民局很可能直接给他美国公民身份(美国国籍),而不是绿卡了。”
绿卡只相当于美国的“永久居住证”。而美国公民身份,则可以享有如医疗、选举权等一切美国公民待遇,并可以为直系亲属和配偶申请移民。
根据美国法律,父亲或母亲一方拥有美国国籍,并在美国本土居留五年以上,其16岁至18岁之间的子女,必须独立申请入籍。
这意味着,张图得自己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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