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报告：目前只是上楼 距离人的城镇化尚远

　　中国城镇化一线报告

　　每经记者 李泽民

　　又一个春节过去了，出门在外的游子们再一次丈量了回家的距离。

　　在归心似箭之后，有一种莫名的复杂情愫在归程泛起——满心欢喜，又略带失落和陌生。

　　在一些地方，推土机在狂飙突进，儿时的山水风貌，连同记忆一起，被机器碾压填埋，取而代之的是楼房、电站、工厂和马路。回家的时间在变短、道路在变宽，家的感觉却离得越来越远。

　　斗转星移中，乡愁在物是人非的现实面前，渐渐模糊。新人新事扑面而来，让我们猝不及防，却又急于找寻，那些望得见的山、看得见的水、记得住的乡愁。

　　这是去年中央城镇化会议中的表述，略带诗意的同时给出了一个美好的愿景，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生态上改善生活条件。

　　可以预见，新一轮城镇化开启了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引擎。这将直接影响2亿人的生活，也将间接影响中国13亿人口的未来。

　　当然，你，还有你们，都不例外。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大幕拉开的当下，如何实现从土地到人的城镇化转变，成为了决策部门制定政策的重要考量，也被公认为政策成败的关键点。

　　我们从微观个体的一个个“人”出发，沿着社会内核深处的流动轨迹，追踪这个变迁时代里暗含的发展机理和逻辑，为城镇化建设提供原味料。

　　这是《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回乡情怀，也是当下新型城镇化的一份鲜活报告。

　　泉林镇就地城镇化的近忧远虑：配套落后县城楼市吸金

　　每经记者 彭斐 山东济宁摄影报道

　　对于城镇化，金焜 (化名)多少有些纠结。

　　作为自小在城镇长大的普通居民，金焜首先想到的，是农民从老旧的平房，搬进新建的楼房；而作为一名曾经的村镇建设干部，在金焜眼中，城镇化则是就地、就近建设社区，并转变农民的身份。

　　这两种不同的身份，让金焜有着截然相反的 “欣喜”与“忧愁”。喜在眼前，城镇化中农民住进好房子；忧亦不遥远，新社区的建设与配套并不协调。

　　然而不管怎样，城镇化已在路上，金焜所在的泉林镇如此，泉林镇所在的泗水县如此，泗水县所在的济宁市如此，放眼全国，亦是如此。

　　每年提高3个百分点以上，到2017年城镇化水平力争达到60%以上，5年内赶上全省平均水平……2013年5月，《大众日报》在报道济宁市城镇化工作会议时列出了上述数据，而按照济宁“十二五”规划，确保城镇化水平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以上。

　　尽管城镇化目标在调整，城镇化带来的“欣喜”与“忧愁”仍然存在。

　　基层干部眼中的新城镇化

　　站在办公室窗前，金焜的目光越过皑皑白雪，最终落在了马路对面的“泉林新城”社区。

　　与周边低矮的平房相比，一期11栋楼房的规模，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典范社区”的定位，让这个社区鹤立鸡群一般显眼。

　　在当地政府的信息中，“泉林新城”有另外一个名字——“泉乡社区”。建成后，这里将是该镇荀家岭村317户农户的回迁区。

　　自2006年开始到镇里“村镇办”上班，在随后近8年中，包含拆迁、征地等流程的“城镇化”推进，是金焜和其他几位同事的主要工作。

　　尽管如今金焜工作岗位有所变动，但看着窗外已见雏形的社区，他话语间难掩近8年工作的满意，并多次反问记者：“谁不愿意住进好房子？”

　　2010年4月22日，作为泉林镇第一个农村社区项目，雷泽湖社区项目举行开工奠基仪式，项目规划涉及临湖等6个村庄，居住人口将达6000余人。

　　金焜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雷泽湖项目可以看做是镇里推进城镇化的一块试金石，而后才有了镇政府对面的“泉林新城”。

　　事实上，在大力实施“城镇化追赶战略”的济宁市，金焜所在的泉林镇不过是一个缩影，而他亦只是众多“村镇建设”干部中的一员。

　　公开资料显示，作为所在县仅有的两个中心镇之一，泉林镇人口规模7.13万，镇区人口2.95万人，城镇化率高于全县平均水平。

　　济宁市“十二五”规划显示，确保城镇化水平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以上。而横穿泉林镇的327国道沿线，就分布着该市城镇化建设的多个关键节点。

　　在当地一位房地产人士看来，城镇化的推进亟须产业支持，否则无法形成人口聚集效应，将导致城镇化所建房屋难以消化。

　　金焜提到，泉林镇的附件加工全国闻名，“市场上每10件产品就有我们企业生产的3到4件”。

　　中国机床商务网2012年的信息显示，2012年，泉林镇所属附件加工企业有86家，近5年从业人员比例一直保持在14%左右，从业农民增加收入5000万元。

　　在金焜看来，新型城镇化的“新”，是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张、空间扩张，调整为更加突出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的内涵，进而争取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看到，在网络帖吧中，有外出务工人员不时询问“泉林新城”房价，并表达在当地安家的意愿。

　　近忧：资金待解

　　《济宁日报》日前关于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报道中，把城镇化比作未来10年发展的金矿。

　　而在2013年2月，时任济宁市住建委主任柳景武也曾表示，“济宁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拉动GDP1~1.5个百分点，新增投资140亿元，新增地方财政收入11亿元。”

　　在金焜看来，这或许只是先画一张饼，在得到这张饼之前，更重要的是解决城镇化社区建设中，让楼房得以矗立的“烙饼的面粉”。

　　以“泉林新城”为例，该项目规划用地面积207亩，总建筑用地面积为178.95亩，总建筑面积14.22万平方米。

　　泉林镇政府网站2013年12月份的一篇文章提及，泉乡社区一期工程11幢住宅楼全部封顶，正在进行内部装修和外墙施工。

　　值得注意的是，泉乡社区总投资2亿元。对于该项目的资金来源，金焜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因为是保障性住房，项目采取招投标，开发商肯定具备实力。

　　该项目的开发商、山东雷泽实业有限公司人士向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目前已完成投资三四千万元。”

　　泗水县委书记范宇新的讲话资料显示，2013年3月份，(济宁)市委市政府决定从2013年到2015年，每年拿出3.5亿元作为城镇化发展专项资金。

　　不过，在前述房产人士看来，从全市的角度看，3.5亿元规模有限，且济宁在城镇化推进中，也会有对中心城镇建设的侧重。

　　泉林镇所属的泗水县政府办公室2011年7月发文称，2010年开工14个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项目，规划建设住宅楼348栋5773户。

　　而在2012年7月份，在对“济宁市加快推进城镇化工作会议”的报道中，济宁新闻网提到，近年来，济宁市大力实施“城镇化追赶战略”，城市建设有了长足发展，中心城区框架进一步拉开，组群城市加速融合发展，县城和小城镇建设规模形象有了明显提升。

　　济宁市建设信息网相关信息则显示，济宁市县域经济整体实力不强导致的城镇化发展不平衡问题越来越突出，用地、融资和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环节还存在一些亟待破解的矛盾和瓶颈。

　　在建设资金问题上，金焜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坦承，在财力上，政府确实有限，更多还是寄望于社会多元化资金渠道。

　　2013年3月，范宇新在公开讲话中提到，“要进一步规范完善投融资平台，加大市场化融资力度，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吸引私人资本、社会资本、境外资本投资参与城镇建设和运营。”

　　在与《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通话中，针对是否存在资金困难的提问，上述开发商人士表示，“目前各行各业的资金都不好找”。

　　一位接近当地政府的商界人士称，“政府财力有限，真正有实力的开发企业不多，而从收益率上，在商品房与经济类住房之间，企业更倾向于前者。”

　　远虑：配套难题

　　提及商品房，金焜的眉宇间掠过一丝欣喜。欣喜的由头，来自4年前他在县城所做的一笔投资。

　　2010年，他在县城购置房产的价格不足2000元/平方米，如今房价普遍涨到了3500元/平方米上下，地段好的房源更有“奔5”的架势。

　　对于办公室对面的泉林新城，金焜对其房价的预测在1600元/平方米左右。即使家就在附近，但他更情愿以后在20公里以外的县城居住。

　　在金焜看来，城镇化再怎么推进，县城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优势，是新型社区在短期内无法超越的。

　　《济宁日报》在近期报道中提到，全市80%以上的新增基础设施集中在中心城区和县城，农村商业服务、文化娱乐、医疗卫生设施比较缺乏；县域之间城镇化水平差距较大，除几个区域城镇化水平较高外，其余县基本在30%左右；小城镇数量多、规模小、功能缺失，综合建设水平亟待提升。

　　此外，在济宁市今年“两会”前进行了详细调研的代表和委员们认为，当前该市一些地方发展方式粗放，“人口城镇化”建设速度严重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建设速度，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并着力加以解决。

　　在金焜看来，“人口城镇化”并不只是户籍、住房等方面的转变，中心县城居民所享受的软件配套，在城镇化中更为重要，也更难实现。

　　在今年济宁“两会”期间，有下属区县的代表建议，拓宽住房保障渠道，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加强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服务，推动城镇人口社会保障全覆盖。

　　在金焜看来，正是对于上述多项“软件”的追求，与他年龄相仿的人还是愿意将购房的目光放在20公里以外的泗水县城。

　　随着县城购房者的增多，金焜4年前不足20万元投入，如今价值翻番已是“手拿把攥”。不过，资金的“外流”，却给泉林镇的产业带来了新的考验。

　　2月6日，县城通往泉林的县乡公交上，从事机床附件加工的3位个体老板不时抱怨着产品质量的下降，以及人才流动带来的烦恼。

　　对此，金焜认为，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发动机，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加速器，“没有产业支撑的新型城镇，缺失活力和竞争力”。

　　有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要坚持产城一体，以产业兴城镇，以城镇促产业，带动发展新兴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集聚城市人气，力避城市大框架下的产业“空心化”现象。

　　L村经济开发区的试错尴尬：政策加码 仍缺企业入驻

　　每经记者 韩冰 山东摄影报道

　　山东西南部的这座小县城，虽地处东部经济带，但由于缺乏特色资源和优势支柱产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小城里的年轻人陆续外出求学和工作，大部分聚集在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路小北(化名)就是其中的一个。自2006年考上苏州的一所大学后，路小北只在每年春节才回家一次。

　　从这里走出去的本科学历以上的毕业生很少回城就业。回来的青年主要有两条择业道路：一是进入县城的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另一个选择便是从商做生意。也有少数会选择当地的私企。

　　今年春节，路小北回城后发现，小城的商业气息日渐浓厚。以前在大中城市见到的大型商场、超市、影院、连锁酒店，不知何时已经占据了县城的繁华地带。各种服装店、餐饮店、便利店，集聚在县城的交通干道、商业街上。

　　路小北的家并不在县城的核心位置。用他的话说，他的家乡L村，是“城镇里的村庄”。

　　路小北的家在城郊。以前，这里是成片的农田。如今，村里的耕田全部被征用，村庄被崭新的楼盘和气派的厂房包围着。当地人说，这里是县政府规划建设中的新城区，也叫“经济开发区”。

　　新城区有宽阔的街道、高大的楼房、美丽的公园，但因尚未完全建成，所以并未有太多人迁入，更多的人还是居住在老城区。

　　和许多县城一样，由于人口众多和城市发展双重压力，老城区里，上世纪90年代还清澈见底的护城河，早已成了堆积垃圾的死水。

　　当地官员说，经济开发区已经有不少企业入驻，但也有很多厂房被搁置，“由于没有特色资源和优势产业，所谓的经济开发区并没能很好盘活。当地在促进经济发展上做了很多尝试，也走了不少弯路，如今县财政也基本被掏空了”。

　　城郊村庄的征地之路

　　路小北出生在这块土地上，6岁被送进邻村的杨庄小学念书。在他的记忆里，自己的母校是两排破旧的平房。如今，杨庄小学还在，只是完全变了模样，两排平房也被齐刷刷的楼房代替。

　　路小北有些失落，“新建的学校很漂亮，可是在这里，再也找不到任何与我有关的记忆”。

　　上世纪90年代，村庄周围都是农田。孩子们常在田间的小溪里戏水。相比远郊村庄，城郊农民的人均耕地很少。路小北说，当时L村的人均耕地是半亩，农活相对较轻松，村民便利用闲暇时间做起了“副业”。

　　当时，路小北的爷爷是县城一家化肥厂的厂长，小北的父母和村里的一些年轻人，也都进入化肥厂做起了工人。

　　后来化肥厂倒闭，村里人又开始寻找新的致富路。一些人在小镇上做起了服装生意，还有一些人则在村子里搞起了养殖。

　　路小北的父母在村里租了几间房子，开办了养鸡场。最开始养了1000只鸡，后来养鸡场逐步扩大，饲养鸡数最多时达到了4000多只。

　　父母靠着勤劳致富赚了一笔钱，大概在2003年的时候租赁了一个养殖厂，但没过多久赶上“禽流感”，养殖厂赔了钱，便搬了出来，在村子里又重新盖起了养鸡场。

　　彼时，村里的很多人开始在农闲时节承接一些工艺品制作。L村附近有一家工艺品厂，村民在自家手工制作工艺品，工艺品厂负责上门收购。这种家庭式的小作坊劳动，弥补了村民因耕地少而造成的收入不足。2004年间，村民听闻外来企业要在L村建纺织厂。果然，没过多久，L村的耕地便被当地政府以“一亩地补偿1000斤小麦”的价格租赁了。自此，L村的农民成为了不种地的农民。

　　没了耕地的农民开始全身心投入自家的营生。除外出务工，有人做着服装、电器生意，也有人开起了超市，还有一些人选择到附近的工厂就业。

　　2012年，政府扩大用地，路小北父母的养鸡场也被征用了。路小北说，父母已经年近50岁，除了做养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于是又在距离L村15公里以外的地方租了一个养鸡场，但由于多次搬迁，前些年的积蓄也基本被耗尽了。

　　如今，经济开发区建设带动了L村周围的商业发展。村里人开始在附近的售楼处、超市、商场寻找工作，每月赚取1000~2000元。

　　被征走的耕地有的做了厂房，有的建起了楼盘。当地人却说，这些新建的楼盘销售情况并不好。

　　L村四周已经被开发殆尽。路小北说，接下来就要拆村民的院落了。将要被拆迁的消息早已在L村传开，村民开始在村里“大兴土木”，以往不算拥挤的村庄在很短时间内，便被密密麻麻的房屋填满，而L村的200多名村民，将在未来的某一天，集体搬进光鲜亮堂的楼房。

　　经济开发区步履维艰

　　路小北骑着自家的电动车在经济开发区转悠。电动车是这里的主要交通工具，不管是城镇还是农村，县城里几乎各家各户都必有一辆。

　　经济开发区很大，路小北花了将近20分钟才绕完一圈。与附近一幢幢拔地而起的商业楼盘相比，开发区内的工厂几年来变化不算太大。

　　聚集在这里的企业大多是纺织、食品加工等制造业企业。虽企业陆续入驻，但园区并不像县政府最初预想的那么热火朝天，甚至有些工厂并未真正运营起来。

　　其中一家造纸厂5年前就开始投入建设，直到现在还未见效。当地人说，这家工厂中途夭折，原因主要是技术不到位，生产不出合格的纸箱。

　　由于缺乏产业支撑，当地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土地买卖。当地政府对于入驻企业给予了很多政策照顾。当地的一家民营企业老板说，政府对入驻企业前3年免税，尽管如此，外地的企业依旧很难招进来，“以前，外省企业入驻才叫‘招商引资’，现在本市其他县的企业也可以进驻。更有甚者，本县的一些企业如今也开始进入经济开发区”。

　　这位老板说，也有一些企业来这里避税3年就走了。对此说法，记者未从权威渠道获得证实。

　　当地官员说，前些年上级部门搞项目评比，为了迎接上级检查，县城曾经连夜拆掉不少建筑物，所涉及的拆迁款也是一笔巨大的财政支出。

　　当然，这个不算富裕的小县城，人们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并不大。工薪阶层的平均月收入在1500元左右，新城区房屋均价多为2000元~3000元/平方米，旧城区新房的价格最高也未超过4000元/平方米。这里的很多居民原本就拥有房屋资产，所以，房价对他们来说，并不算太大的负担。并且，经过近年来的拆迁补偿，现在不少家庭拥有两套以上的房产。

　　新生代青年陆续在经济开发区购置房屋，跑动在新城与旧城之间的私家车也日渐增多。但由于县城未能形成产业集群，每年全县还是会有近1/3的居民外出务工，高学历青年也不愿回城就业，大量的房屋被闲置。

　　城镇化大背景下，这个传统农业大县的城郊村庄，正在越来越多地被高楼大厦和外来工厂包围。而这被炒得热热闹闹的经济开发区，却是步履维艰。

　　被荒芜了的土地，怎样才能重新长出庄稼？轰轰烈烈建设的经济开发区，如何宽慰失地的城郊村民？路小北只知道，不管怎样，故乡已经不会再变回自己童年时的模样。

　　东华村青年的城乡之困：回不去的乡村 扎不下根的城

　　每经记者 彭小东 发自浙江衢州

　　浙江衢州的大年初二虽然不冷，一头金黄色头发的志伟还是习惯性地将双手插裤袋里。每走几步，他会甩一甩头发——20岁的他认为，这样会显得酷一些。

　　“你们可能不知道，现在这个发型在城里很流行。”他坐在靠椅上，对几位在本地打工的儿时玩伴说，杭州的下沙区有很多美女大学生，“我要是大学生该有多好”。

　　在城镇化浪潮中，父母外出打工，志伟从小在爷爷奶奶的怀抱中长大。像志伟一样，中国农村有很多青少年因缺少父母管束等原因只读到初中，甚至更早辍学。

　　随后，他们或者又读两年职业学校，或者直接进入城市打拼。这是一群渴望融入城市的农村青年，其中不少跟志伟一样进入了美发行业。通过面对面交流，《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现，他们选择做美发，除了可以“学一门手艺”，还因为美发在他们心目中是时尚和潮流的代名词。

　　但是，现实的困境在于，他们依旧很难真正融入城市，始终觉得自己是斑马线上的过客；他们大多也不愿再回到农村，“因为回去没事做”。

　　扎根城市的“门槛”

　　志伟是浙江衢州人，家住后溪镇东华村，当地因有一座始建于明末清初的古寺而小有名气。

　　平日里，这座小山村异常静谧，大部分青年都在外打工，年纪大的则在家务农。只有到了春节，青年们才像候鸟一样回到乡村，使这里重新热闹起来。

　　春节期间，在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谁家孩子的工作及薪资不再是讳莫如深的秘密，反而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不管“混得好不好”，青年们回乡时都会尽量表现得体面一些。过年前几天，志伟特意买了当地最贵的香烟，不远处有熟人走来，他便会递上一根，问声好。

　　随后的话题多半是他下班后在杭州的见闻。他会提到杭州西湖、传媒学院的大学生，还有最流行的发型。不过他很少跟人提及他现在工作的详情。

　　在《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允诺不透露其真实姓名的情况下，他和盘托出。仿佛找到了一个宣泄口，他张口就指责老板的精明与抠门。

　　“以前是两块钱，现在是一块钱。”志伟说，他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为顾客洗头，长达13个小时的工作中，最多只能为50多个顾客洗头。也就是说，他每天能获得50多元的报酬。“我每发两根烟，就要洗一个头啊。”志伟有点黯然。

　　他曾在衢州当地的一个小城镇学习美发，当时感觉在小地方“没花头”，所以选择去杭州闯一闯。到了杭州下沙，初中还未毕业的他发现，经常会有大学生来店里做头发。

　　“他们跟我差不多大。”结识了几个大学生的志伟说，“感觉大学很好玩”。他甚至在QQ签名上写着，“大学才是恋爱的天堂、交友的平台”。

　　在他还是一名初中生的时候，与很多小伙伴一样骑着单车上学，不过他不带书包，被当地村民调侃为“上班族”。

　　这些“上班族”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在当地城镇化的潮流中离开农村前往城市打工。作为留守儿童，他们从小由爷爷奶奶照顾。人民网在2011年5月进行的一项关于“全国留守儿童的学习状况”调查显示，农村学生中，留守儿童的学习兴趣要比非留守儿童的学习兴趣低一些。

　　“我现在没有什么后不后悔的，反正当时不想读书。”志伟说，他目前很看好美发行业，他认为做头发是一种潮流。谈及更长远的规划，他觉得自己在杭州扎根的可能性很小，畸高的房价会是最明显的羁绊。

　　当地受过大学教育的吕建成也对记者坦言扎根城市的不易。他说，房价、物价，甚至未来丈母娘都会是门槛。

　　回不去的乡村

　　尽管扎根城市艰辛，目前在浙江桐庐工作的吕建成还是有去大城市闯一闯的想法。“刚毕业的时候雄心壮志，现在在桐庐待了一年半，感觉连动的勇气都没有了。”他自嘲说，自己再不动就要老了。

　　不管是志伟还是吕建成，出身农村的很多青年都渴望离开农村，融入充满更多可能与机会的城市。志伟说，他不想回到农村，“因为在家不知道做什么”。

　　作为男孩，志伟还可以像父辈一样选择务农，可是近年来务农的成本与收入倒挂，使青年们望而却步。

　　在东华村，村民们除了种植水稻，柑橘也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不过从新世纪(13.71, 0.00, 0.00%)开始，橘农的眉宇从未舒展过，因为在农药、化肥价格高企的同时，橘子的售价却几乎15年未变。

　　橘子没有人收是当地村民最直接的痛楚。在行情差的年份，甚至要亏掉上一年一半的收入。在橘子卖不出去的年份，当地不少村民甚至手工将橘子剥成橘皮与橘肉，能卖一点是一点。

　　这在15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当时在春节前，就会有各地经销商上门收购橘子，因为收成好，很少有村民会外出打工。

　　如今，当地的橘林已经日渐衰败，一些外出务工的村民已经不给橘树施肥、打药。《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看到，枝头的橘子无人采摘，熟透了的则掉了一地。

　　“回去更挣不了钱。”志伟说，他现在月薪虽然只有一千多，但相信日子会越来越好。最近，他刚得到老板的许可，可以给顾客染发了，提成是6%。

　　在他眼里，美发不是一项简单的谋生手段，还是一种时尚。他告诉记者，每当看到顾客的头发变得更“炫”后，内心的自豪感会油然而生。

　　与志伟类似，从事家电销售的吕建成也从未考虑回东华村，“我已经回不去了”，“生活习惯和环境，已经融不进去，而且回去也没有能力谋生。”吕建成说。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几年前生猪行情好的时候，当地有不少青年选择生猪养殖作为创业项目，政府部门也给予相应补贴，但近年来生猪价格波动很大，而且突如其来的疫情往往会让资金不够雄厚的创业者一蹶不振。

　　出于经济收入及风险的考量，大部分农村青年还是选择去城市，尽管觉得自己只是斑马线上的过客。

　　解决困境的路径

　　春节回家过年，很多农村青年都会感叹，村子变了。欣喜的是，坑坑洼洼的泥巴路得到了硬化，农村污水管道也有了一定完善；感慨的是，农村垃圾已经让昔日小桥流水的美景不复存在。

　　尽管每个村都设有垃圾箱，并有保洁人员负责运送垃圾。不过，据当地村民透露，保洁的人力有限，垃圾箱的清理频率非常低。

　　去年12月12日至13日举行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里的中国》作者叶一剑在解读此次城镇化工作会议时说，心安之处是故乡。他认为，应考虑如何将在城镇化过程中失去的故乡，在我们的城市中重建。

　　对于像志伟这样的农村青年来说，更重要的则是告别现今“回不去的故乡，进不去的城”的尴尬处境。单从数据上看，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增长到2012年的52.57%，但“土地城镇化”远大于“人的城镇化”。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新型城镇化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新华社报道说，去年9月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专门邀请两院院士及有关专家，听取城镇化研究报告并与他们座谈。不少院士认为，近些年来我国城镇化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城镇化率虚高，1亿多农民工进城后享受不到同等公共服务，只能算是“半城镇化”。

　　除了进城必须面临买房压力，回乡又收入倒挂外，农村青年还因城乡户籍割裂等问题而迷茫。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超过50%，但城镇户籍人口的比重却只有35%左右。按照半年以上常住人口的口径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7亿人中，有大约2.2亿人仍然持有的是农村户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林家彬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曾说，“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享受不到城镇户籍人口所能够享受到的市民权利和公共服务”。

　　志伟说，他其实没有想这么多，也不懂，现在只想快点学好技术。

　　房子，房子：一个华北县城的“丈母娘经济”

　　每经记者 孙卫涛 河北南和县摄影报道

　　南和县，一个位于华北平原河北省中南部的普通县城。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南和县周边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进城，让这座人口超30万的小县城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条条宽敞的马路铺开，一排排高楼拔地而起。

　　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回乡时发现，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让当地人享受城市生活的同时，也让不少人为此烦恼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