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上午，在原定审议“预算草案报告”和“预算草案”的上海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浦东新区一组小组审议现场，代表们的关注点却移到了“特大城市人口控制”的话题上。

　　“人口控制”并未被写入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但在今年的上海市两会上，却成为了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上海的人口规模到底多大比较合适？巨大的人口输入是否会导致城市公共资源瘫痪？

　　中国青年报记者注意到，北京已经在2014年两会上把“控制人口增速”首次写入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更是在报告中提出实现该目标的具体解决“路径”——出台居住证制度。而上海方面，虽然在“特大城市人口控制”议题上已经有所行动，却并未将这一议题摆上台面。

　　“上海不要怕背负‘排外’的包袱。我们是全国的上海、海纳百川的上海，但同时，在人口管理上也应该有一个科学的基础。”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陈德鹰率先表态，“城市如何发展、人口规模控制在什么程度、如何科学地解决人口输入输出问题，这些都不能回避。”

　　上海市人大代表、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窦玉明拿出一组详实的数据，对陈德鹰的建议提出反驳：“现在上海的养老金支出是2500亿元，未来5年，我预计这个数字会涨到3500亿元，10年后是最难的，要达到5000亿元，比现在翻一番，这个缺口从哪里出？”窦玉明说，吸引年轻人来上海工作并交养老金是“正解”。但目前的情况是，上海每年有40万人退休，参加工作的却只有20万人，企业每年为员工缴纳的养老金平均增幅是15%，“用人成本这么高，再这样下去，企业会逃离上海的。”

　　一名在沪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每录用一名月薪3000元的员工，企业实际要为此付出4500元左右，其中1500元是各种企业部分的缴金，“最贵的是养老金，个人交8%，企业交22%。”

　　然而，即便如此，窦玉刚认为也难以解决未来养老金会发放的巨大缺口，“有一个办法，我算了一下，每年多吸引20万年轻人来就业，坚持20年，吸引500万人来。”然而，500万人的到来，随即带来的就是巨大的城市管理压力。

　　上海现有常住人口约2415万(2013年年底数据)，这一数字，比北京市的2151万人(2014年年底数据)还多出260多万。“再来500万个年轻人，你知道他们要带多少人一起进来吗？上海承受得住吗？”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总裁沈建华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人口政策和人口规划应当是上海这座特大城市一切发展的基础，“前几天，我在家后面的一条路上散步，短短半小时的路程，聚集了儿童医院、中山医院、肿瘤医院3家三甲医院，家家人满为患。”

　　沈建华说，很多人到上海居住是来寻求更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你不能说不让人家读书、看病，总得有一个全面科学的规划。上海的‘十三五规划’应该把人口问题提到核心位置。”

　　人口问题专家、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彭希哲长期研究特大城市人口控制的议题，他告诉记者，大城市人口调控应当采取“市场化手段+行政手段”有机结合的方法。一般而言，市场调节见效会慢一些，行政手段短时见效快，但长期效果不一定最佳。他更赞成用市场化手段来进行合理的人口调控，“上海近年人口增长的绝大部分源于外来人口的增加，而这主要决定于上海的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外来的不同群体是对城市贡献更多，还是占用城市资源更多，需要客观评判。”

　　彭希哲认为，上海未来的产业结构升级会给城市人口调节带来益处——创新型的企业留下，劳动密集型企业调整出去，上海的人口结构和素质可以进一步优化。他表示，上海目前近1000万外来人口中，老人和小孩的占比仅为11%左右，剩余89%的外来人口都是劳动年龄人口，这些人中，有高端的科技和金融人才，也有建筑工人、保姆、护工，对人口调节最有效的办法并不是用行政手段“禁入”，而是由市场调节，“保姆、护工虽然年龄偏大、文化不高，但却是上海需要的人群，市场不会淘汰他们。”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称，城市人口增长和城市发展这对矛盾并不是无解的难题，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处理得不错，“加强城市管理能力才是根本办法，用行政手段控制人口得不偿失。”他认为，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不谈“人口控制”，是政府清醒地认识到了自身“职能和权力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