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图为守卫卢沟桥的29军士兵抵抗日军入侵（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新华网北京7月6日电（记者 李云路 蔡敏 许晓青）中国惯用“抗战”、“抗日”指代70多年前这个国家抵御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在中国的字典中，“抗”意喻斗争、抵制，拒绝被支配、奴役，自古有悲壮正义之意。

　　从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在中国北平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八年时间，3500多万中国人伤亡，一个尚未真正踏上现代化进程的落后国家，硬是歼灭150多万高度军事化的日本部队，以积贫积弱之国力战胜了凶悍的日本法西斯。

　　今年的卢沟桥事变纪念日前夕，97岁的马来西亚华侨罗开瑚在云南保山温馨的家中，追忆起那段属于自己的“峥嵘岁月”。

　　76年前，21岁的罗开瑚怀着“技术救国”之心回到正经历抗战烽火的祖国，成为“华侨先锋运输大队”的一员，在滇缅公路上负责运送外国援华物资，从此再也未能与留在马国的老母亲相见。

　　“盘山道、瘴气和轰炸。”罗开瑚总结滇缅公路上三大危险，“为躲轰炸，只能晚上运输，常有工友连人带车坠下山崖，尸首都找不回来。”

　　共有3200多名和罗开瑚一样有卡车驾驶证、懂机修、身体好、识华文的华侨青年，在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的号召下，从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回到祖国支援抗战。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南侨机工。”

　　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的“九曲十八盘”，这是连接云南和缅甸的道路特点。至今，这里也是中国西南部最险峻的路段之一。

　　“也有美国人参与运输，但因路太陡，货太重，眼看上不去，敌机又要来了，美国人就把一部分货卸下来，搁在路边，自己开车走掉。”罗开瑚说，“我们中国人会把美国人丢下的物资装回车再走，这些都是救命的东西。”

　　1939年起的三年间，南侨机工与中国国内机工一道，驾驶由华侨捐赠的福特、道奇卡车，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运输了10多万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还抢运了45万吨武器弹药。1940年日本入侵越南，滇越铁路中断，滇缅公路成为当时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陆上运输通道。

　　令人惊奇的是，这条重要而危险的“抗战输血管”，竟是滇西各民族在短短9个月内“用手指头抠出来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到5个月，滇缅公路修建工程正式开工。由汉、彝、白、傈僳、傣、苗、景颇、德昂、回等十多个民族组成了修路大军，每天施工民工达14万至20万人。期间，因工伤、疾病和饥饿而死的修路群众达3500多人。

　　没有水泥，用烧石灰、黏土替代；没有火药，就先烧红岩石再浇上冷水使岩体迸裂；没有机器工具，用刀斧、锄头、扁担甚至用手……在滇西抗战纪念馆中，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记录了当时修路的情景，镜头中不乏老人、妇女和儿童。

　　“前方努力杀敌守土，后方努力耕种建设！”当时滇缅公路旁的宣传标语这样写道。

　　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考察滇缅公路后说：“修筑滇缅公路物质条件异常缺乏，纯系人力开辟……为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

　　在滇西敌后战场上，少数民族更是成为与敌人拼杀的主力。据长期研究滇西抗战史的云南省保山市博物馆副研究员耿德铭介绍，由各土司及各方爱国志士组建的抗日游击队，绝大多数由三个以上少数民族组成。

　　没有枪，他们就用长刀、弩箭、砍刀甚至锄头、木棒、石头等原始武器打击敌人，有些民族还拿出了对付野兽和水底套杀的方法，让日本人惊恐万分。

　　一次反攻中，一个景颇族女救护队员，看因山路陡峭，用担架运送伤员不方便，干脆解开自己的筒裙和绑腿，把伤员兜在背上抄近道，跑得比男人还快。

　　“这些特殊的战争形态，是横断山南部地理环境中各民族各阶层生存、战斗方式的延展。”耿德铭说，“他们的出现让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在世界战争史上也令人称奇。”

　　早在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时，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提出了“抗日救国”。当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不久，中国两大政党——共产党和国民党结束敌对状态，为民族存亡合作抗日。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一周年的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以“论持久战”为核心思想的著名演讲，指出中国能够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几个条件，强调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性。

　　“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毛泽东说。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大感召下，从延安到重庆，从东北松花江到西南边陲山岭，从农民到商贾，从国内学生到归国华侨……，当时的中国涌动着不可遏止的抗日热情。而在整个全民族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成为“中流砥柱”。

　　“身着中式对襟褂的中国女人右手拽着双拳紧握的小男孩，受伤的左臂打着绷带，女人和孩子身后是一位扛着枪的八路军战士，三人目光坚毅地往前走”——这幅由美国人绘制的宣传画创作于1944年，是当时中国人全民抗战的生动写照。

　　“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党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日本第一军参谋朝枝繁春这样回忆他在著名战役百团大战中看到的情景。

　　面对日寇这一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中国老百姓再也不是被孙中山悲斥为“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真正实现了“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市，对准整个中华民族而来。使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金一南撰文指出。

　　这是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较量，旅居海外的800多万华侨全力支援祖国，不少华侨和台湾同胞回到祖国投身抗战，还有来自十多个国家的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人士，他们以各种形式投入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中。

　　其中，在由苏联空军、美国飞虎队，以及朝鲜、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兰、波兰、丹麦等国反法西斯战士组成的“国际部队”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日本八路”，这是一支先后由1000多名日本战俘组成的“觉醒联盟”，他们加入到中国抗战的阵营，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有力支持，它也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

　　日本投降那天，在保护了2．3万犹太难民的“东方诺亚方舟”上海，一段犹太难民营隔离外墙上，被庆祝胜利的人们画上了中、美、英、俄四国国旗。

　　这印证了美国牛津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拉纳·米特在《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中的评价：“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的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尊严和生存，还为了所有同盟国的胜利。”（参与采写记者：李怀岩、姜辰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