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乐大克，吉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谷春立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10月3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的通报中，“干扰、妨碍组织审查”，“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进行钱色交易、权色交易”等聚焦“六大纪律”的行文措辞，与刚刚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相关要求高度契合。

这些“纪言纪语”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而这些成果又转化为纪律要求，纳入到了新修订的《条例》中。

全面从严治党，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就是治本。此次修订《条例》，将党章和其他主要党内法规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要求细化，充分体现了党纪严于国法。在“分则”部分，将原来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等为主的十类违纪行为，整合规范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六类，使《条例》的内容真正回归党的纪律，为广大党员开列了一份“负面清单”。

如果说《准则》重在立德，树立了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能够看得见、够得着的高标准；那么《条例》则重在立规，通过开列六类纪律等“负面清单”，划出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

“新修订的《条例》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成果，有很多创新之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与原版相比，修订后的《条例》体例结构更加科学，用“负面清单”的方式列举六大类违纪行为，使党员清楚了底线、明白了规矩；吸收了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制度成果，将很多新形式的违纪行为纳入处分范围；删除与法律重复的大量条款。

“现行规定界限模糊，中间难免留下缝隙，弹性较大。这次修订把纪律具体化、细分化，相当于‘勾缝’，覆盖得更严实，让党员有了更明确的遵循。”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戴焰军认为，这些变化无不体现了一个“严”字。

中央纪委法规室负责人告诉记者，“分则”部分从“十”变“六”，主要是因为原来版本存在纪法不分的问题，纪律的种类很多是按照违反国家法律的种类来设定的。“这次修订按照党的纪律要求分成六类，就是为突出党纪特色，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面。”

“违纪行为从十类整合为六类，表面上看，对党员的要求似乎变少了，但实际上，新《条例》更加聚焦纪律本身，在量纪的尺度上比原版更严，对党员的‘底线’要求更高了。”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宋伟介绍，比如说，过去对违反党章、损害党章权威的违纪行为缺乏必要和严肃的责任追究，此次修订就针对该情况增加了相应条款。

在党的全部纪律中，政治纪律是打头、管总的。不管违反哪方面的纪律，最终都会侵蚀党的执政基础，破坏政治纪律。这次修订后的《条例》，把政治纪律排在“六大纪律”之首，所体现的正是党中央对党的建设内在规律的清醒把握。在《条例》第六章“政治纪律”的“负面清单”中，增加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等违纪条款，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和党的集中统一。

“未经审批持有因私护照、因私出国（境），上报清理‘裸官’不彻底”；“存在违规破格提拔、干部人事档案造假等现象”；“选人用人问题突出”……梳理今年中央第二轮专项巡视的“问题清单”，“违反组织纪律”成为多家被巡视单位的共性问题。

针对组织纪律松弛现象，《条例》专门增加了不按照有关规定或者工作要求向组织请示报告重大问题，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办理因私出国（境）证件等违纪条款，将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

对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有关内容的修订，亦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将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制度化。如，在廉洁纪律方面增加了权权交易、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利等；在群众纪律方面新增侵害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侵害群众民主权利等；在工作纪律方面增加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工作失职等；在生活纪律方面增加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条款。

“我们常说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怎样算做到，一些人过去并不清楚。现在《条例》中对此明明白白说清楚了，不能再打擦边球。”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表示。

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所指出，《条例》是管党治党的一把戒尺、党员的基本底线和遵循，“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底线思维，敬畏纪律，守住底线，防微杜渐，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本报记者 何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