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合法化还有多远？

近日，《新京报》报道了一位高位截瘫者祝江(化名)因生活绝望而雇人杀己的案例。正是因为“不能行动，连选择死亡的权利也没有”，因此祝江选择以这样极端的方式来跟世界告别。

虽然这只是个极端个例，但像祝江一样，许多重症患者由于不堪忍受病痛，希望可以“有尊严地”进行安乐死，但由于安乐死在我国尚未立法，所以他们并没有这样的权利。那么对祝江的行为在法律上该如何评价？安乐死为什么在我国不被接受？“祝江式难题”该如何破解？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相关专家。

“雇人杀己”行为应该如何评价

“在刑法上，该案中‘杀手’虽是应被害人要求帮助其自杀，仍涉嫌故意杀人罪；而祝江的行为应认定为自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说，虽然祝江有教唆他人故意杀人的行为，却并不是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因为故意杀人罪教唆犯杀害的对象应是他人，而不能是教唆犯自己。对于这种行为该如何认定和处罚，目前法律上并没有作出相关规定。

“祝江的行为与宪法保护公民生命健康权的价值追求是相背离的。保护人的生命健康安全虽是国家的责任，也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焦洪昌认为，“虽然对祝江进行处罚并没有意义，但我们应当在法律上表明一种否定的态度，以示法律对人生命的尊重。”

安乐死的立法困境

记者经梳理资料发现，一般而言，实施安乐死有以下几个条件：病人患有确定的绝症；病人所承受的痛苦“无法忍受”；经过必要的程序，审查同意；需病人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经过慎重考虑；方法必须人道等。目前世界上只有荷兰、比利时等极少数国家将安乐死合法化。在我国，虽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案组时常收到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建议，但截至目前，官方文件中除了司法部公证司于1986年作出的《关于不宜办理“安乐死”公证事项的复函》之外，我国尚未针对安乐死进行立法。

“这是因为我国对安乐死立法的时机尚未成熟。”焦洪昌说，法律不能朝令夕改，从立法技术层面上来说，要保证立法的安稳性，就必须遵从科学立法的原则，在立法之前必须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认清事物的本质。对于安乐死，我们有很多地方尚未形成定论，如人是否有死的权利、生命尊严与生命权利孰轻孰重等。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仓促立法，不仅会影响法的稳定性，甚至可能影响社会安定。

“我国大部分民众对生命尊严还没有足够高的认识，对活着与活着的尊严在法律上的联系可能不能充分理解，这也是安乐死在我国不被接受的原因之一。”焦洪昌说，另外，在医学伦理上，医生对病人实施安乐死，虽然是应病人的要求，但与其“救死扶伤”的天职是相冲突的。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认为：“在社会学上，安乐死是一个古老且复杂的问题，它涉及法律、医学、伦理、道德等许多方面。目前，安乐死分为主动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人是否有死的权利，‘不治之症’也是一个动态概念，可能今天尚不能治愈，明天医学取得突破，就可以治愈。另外，如果盲目将安乐死合法化，也可能造成安乐死的滥用，成为谋杀的一种方式。”

“确实是这样。”阮齐林也持同样的观点，“我国的医疗和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如果将安乐死合法化，可能会出现老人由于经济压力、不想给儿女造成负担，或者儿女为摆脱老人寻医治病的压力，而申请安乐死的情况。在这样的状况下，病人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勉强去选择死亡。一旦安乐死被滥用，后果不堪设想。”

焦洪昌认为，对安乐死的立法还涉及到“生命权利”与“生命尊严”不同立法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虽然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理论与实践尚未成熟之前，我们不能盲目选择，这也是科学立法的要求。”

“但安乐死在我国不会是永远的‘禁区’。随着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如果有了充足的医疗保障，没有了治疗压力和照料负担，人们就会把‘死得有尊严’提到更高的程度。到时再加上制度的保证，安乐死应该会被民众所接受，也会上升为法律意志。”阮齐林说。

焦洪昌也认为：“当有尊严地活着成为社会共识，安乐死合法化是大势所趋，但这将是一个漫长而慎重的过程。”

怎样破解“祝江式难题”

“当下我国缺乏相应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和制度支撑，很难从根本上破解这样的困境。我们只能通过加强病人的心理疏导，从发展临终关怀服务体系等方面入手。”阮齐林说。

焦洪昌认为，“在物质上，国家和社会应当进一步发展社会保障事业，例如针对一些罕见病症，国家是否可以提供必要的药品和医疗条件；另外，还要加强心理疏导，引导病人坦然面对，增强他们求生的勇气和信心。”

周孝正则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还必须从法律上对安乐死进行规定，而且立法之前必须进行公开听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