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管理缺乏透明度
除了价格贵，收费制度不透明也是某些大学生不愿意通过学校统一订购正版教材的重要原因。
李然清楚地记得，大二下学期，每名同学向班委交了265元用于购买本学期所需的4本教材，其中由学校统一订购的3本教材定价分别是32元、45元和68元，老师要求网购的一本教材价格为61.6元，“怎么算也没有265元啊！”
“还有一本书正在加印中，多交的钱是那本书的订金。”尽管班委努力解释，但在李然和同学们看来，“教材费这么贵，至少应该公示明细”。到了大三，该班五分之四的学生都选择自己购买教材。
类似情况在高校校园里并不少见。
汉口某学院一名大三的学生向记者透露，该校一专业的教材以往一直是按定价收费，本学期新换了一名辅导员后竟获得了七折优惠，“同学们都在猜测上一任辅导员‘吃回扣’”。
与前几所学校的收费制度不同，入学时，武汉某211高校会向每位新生收取1000元教材费，然后根据每学期费用自动划扣，多退少补，一些院系甚至把大学4年所需课本一次性发齐。
领到教材之后，对照着本专业的培养方案，文学院的林峰发现自己少了《中国近代史纲要》等3本书，教务处的解释是：“你们学院账上的钱不够了。”
“只让交钱，但从不公示划扣明细，难免让人多想。”林峰说，班上同学私下怨言不少。
利用率不高广受诟病
今年4月，武汉某工程类大学新开设了一门市场营销的课程，班干部在班级群里询问大家是否愿意购买教材，立刻遭到了一致反对。
该班学生表示，根据以往经验，教材上的内容老师的课件里都会有，在上完课后，老师都会将讲课时用到的课件上传到班群里，复习和考试时也都是参照课件和老师提供的相关论文，“现在我们上课基本都是用电子资料了，一学期的课下来，教材都没用过。”“我都怀疑用了假教材。”
但由于老师的教学日志中要求学生必须携带纸质教材，该班最终决定在网上统一购买一本盗版教材。
“实际上老师们上课大多不用教材，期末我们会把课件拷下来复习。”一年半下来，林峰能够清楚地说出那些没有用过的课本：“外国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还有两册英语书。”
大二下学期过后，李然花59.8元购买的《中文Premiere Pro CS5 视频编辑剪辑制作精粹208例》和68元的《大师镜头：拍出对话场景的100个高级技巧》最终被束之高阁，“除非自己感兴趣，有些书4年也翻不了一次”。
15级广告学专业的阮楠则认为，很多课程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都有大量的相关资料和论文，其丰富且专业的内容比起教材来说显然有过之而无不及。她说：“我们上学期上的《广告学概论》，图书馆的相关教材与资料摞起来足足有一层楼之高。完全可以起到代替教材的作用。”
如何扭转盗版之弊
“希望学校在教材订购和收费的过程中能够更加公开、透明。”李然向记者表示。李然的室友刘希也持有同样的意见，她认为学校应该将书单、费用、订购流程和收费明细的相关数据公布出来，让学生也参与其中，而不是处于一种“除了交钱以外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
在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张耀看来，大学生作为使用教材的主体，应该参与到订购教材的环节中，促使整个制度更加公开透明。
“对于学生来说，他们急需获得的是知情权而不是参与权。”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法学博士刘永存认为，上课之前，任课教师有义务向学生解释为什么选择这本教材，然而很多教师都忽略了这一环节。他还建议将指定一本教材改为推荐几本参考书，由学生自己决定选择哪一本，通过何种方式购买。
刘永存分析，高校教材利用率低的一大重要原因在于“网络时代学生的学习模式与传统的教育体系产生了冲突”，碎片化的阅读习惯和“有用即来”的学习理念让学生们倾向于直接获得答案，而不是通过阅读教材建构系统的知识框架。
在刘永存看来，“执法难”也是盗版教材泛滥校园的原因之一，“这类书店和复印店规模小、数量多，违法所得金额难以统计，执法部门监管难度大，即使被查处，违法成本也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师、资深律师王敏敏表示，学校附近文印店小规模售卖盗版复印教材主要涉及的是民事追责和行政查处问题，即使情节严重，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也只是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
“不尊重教材编写者的劳动成果，会导致教师没有编写好教材的积极性，教材由此粗制滥造的很多，这也是我国高校难有经典教材的原因。”谈起盗版教材的危害，知名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盗版教材还应当为高校教材质量日益下跌埋单，而教材质量低下又是盗版教材泛滥的诱因，这其中的恶性循环“不单是依靠学生自觉、学校规范就能解决的”。
（作者： 编辑：实习生姚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