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李思维教授在潜心查阅古代典籍
楚天金报讯 文/记者吕俊磊 图/本报记者曹大鹏
编撰《中华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训诂分典》，又是这项工程中最难啃的“硬骨头”。
本月13日，湖北教育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从华中师范大学把《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训诂分典》第二次校对稿取走。800万字的书稿，装了满满6麻袋。
当时，华师文学院77岁的李思维教授心头一阵轻松，眼中泪光闪烁。作为主编，他深知这些书稿的不易，这是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湖北大学10位专家学者坐了15年“冷板凳”，查阅3000余种历史典籍整理出的中华古文化精髓，甚至能与明代的《永乐大典》相媲美。
训诂：就是“解释”的意思，具体指解释古代汉语（文言文）中字词的意义。训诂学的研究对象以汉魏以前古书中的词义为主。
翻阅3000典籍 遍查千年文献
“我这颗心悬了15年，今天终于放下了。”昨日，李思维教授向记者讲述了15年来的酸甜苦辣。
李思维介绍，《中华大典》最早于1992年由国务院批准启动，华中师大承接的是《训诂分典》编撰工作。然而，由于编撰对象没有具体的体系，只有零散的顾问材料，因此搜集起来很难，犹如大海捞针，工作繁冗。因此，最初接下这个“烫手山芋”的专家没有坚持多久就宣告退出。直到1998年，已年过六旬的他“为给华师争一口气”，才重新挑起这个担子。随后，他召集了华中师大文学院曹海东、湖北大学朱祖延及武大、中南财大等10位专家学者参与编撰工作。
起初，他并未意识到编撰的难度，认为只是把前人的研究分类处理、编撰成书就可以了。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难度也逐渐显露出来。
“我们尽力对材料进行核查，但还有极少量的问题难以解决，有的材料甚至无法查找。”李思维说。
接下项目的前两年，10位专家学者先后辗转于武汉、上海、北京三地的图书馆，查找典籍资料。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的晚明张崇缙抄本《白涯书抄》和藏于上海图书馆的清人胡世琦的手稿本《小尔雅义证》等古籍也在搜罗范围，可见细致程度之极。
由于这些手抄本不能过多翻阅，他们只能跟图书馆馆长“打商量”，将古籍复印后带回武汉查阅。李思维大致统计了一下，15年来，他们翻阅的古籍约3000余种，引用到《训诂分典》中的有1900余种，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用这种方式，从北京和上海复印回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