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首面首义之旗出自昙华林。（记者孙文摄）
湖北日报讯 记者别鸣 实习生马驰 杜越洋
如今的昙华林，草木葱茏间，古老建筑与时尚青年相映成趣，住在此地的市民们祥和安宁，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常言道：“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这都离不开前辈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壮怀激烈。
细细道来，昙华林这片百年老街区，正是这百年革命之火的传递之地，纪录了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建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个时期的革命风云，也见证了百年中国历史的进步与变迁。
首义之旗的铁血传奇
在武汉红楼——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的大门前，每天张挂的两面“九角十八星旗”，使到此观瞻的每个人肃然起敬。
关于这面辛亥首义之旗的诞生，60岁的武汉历史研究者刘谦定说起这段历史，就是一段惊心动魄的铁血传奇，“而且都与昙华林有关！”昙华林32号，这幢如今仍在的老建筑，早年曾是共进会领导人刘公的公馆。就在这幢老房子里，刘公带领赵师梅等湖北工业中学堂三位青年学生，设计制作了九角十八星旗。
三位学生熟悉绘图，自备有绘图仪器，刘公拿出了共进会研究确定的“九角十八星旗”的小图样，布置了秘密放大绘制“首义之旗”的任务，并要求必须赶在暑假前后完成20面旗帜的制作。不到一个月，他们即完成了绘制、放样与剪裁的任务。后在昙华林得胜桥北段找了一家裁缝店，直到武昌起义前夕，总共缝制了18面九角十八星旗。最后送到裁缝店的两面旗料因旗杆套未做好，留在了裁缝店继续缝制。
1911年10月9日，共进会主要领导人孙武在汉口宝善里14号检试炸弹，发生爆炸事故。正在现场的李次生顺手拿了一面九角十八星旗为孙武包扎，然后紧急转移。起义机关被清政府查抄，九角十八星旗等物品都落入了敌手。
10日早晨，起义已到爆发时刻，李次生取出为孙武裹伤的那面九角十八星旗密缠腰际，渡江完成联络传令任务。武昌起义打响后，李次生手举这面旗，跑步到达蛇山之巅，因蛇山土质坚硬，旗杆插不进去，情急之下他们只好奔向阅马场，将这面血迹斑斑的九角十八星旗插上了湖北咨议局（今红楼）门首，这就是倾覆中国封建王朝的第一面革命大旗。
建党前的一系列活动
“1921年初夏，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我党正式成立。其中三位“一大”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都曾就读于位于昙华林的武汉中学，这是我党历史上所罕见的。”老武汉通、文史研究者刘翔讲起这段历史，感到非常自豪。1920年3月，董必武在昙华林涵三宫创办武汉中学，开中国共产党办教育之先河，这里成为我党最早的活动基地之一，培养了大批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
昙华林的文华老校园，还是陈独秀在武汉最早传播共产主义革命火种的地方。1920年2月4日，陈独秀应文华大学聘请，从南京到武汉，第二天他在公书林礼堂发表演讲，题目是《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第三天，陈独秀又在同一地点作了《知识教育和感情教育问题》的演讲。
在此一系列基础上，1920年8月在武昌抚院街97号董必武寓所成立的共产党武汉支部，它是中国共产党6个早期组织之一。
1920年11月，以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为骨干，在武汉中学举行了武汉青年团组织——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标志着武汉青年运动新的起点。
南昌起义前的伟大握手
昙华林崇福山街41号，如今在窄小的街巷里并不起眼。然而，“八一”南昌起义前夕，周恩来与贺龙正是在这里有了第一次握手。
武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周斌介绍，1927年4月，贺龙率独立十五师从鄂城出发，北伐河南，屡立战功，被批准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贺龙升任军长，共产党员周逸群任军政治部主任。6月26日，贺龙率部回到武汉，带着一个警卫连驻进这里，20军官兵则分别驻守在武汉三镇及周边地区。
20军驻汉时期，正值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1927年7月初的一个傍晚，周恩来在周逸群的陪同下，来到这里与贺龙见面，这也是他们两人的首次见面。与贺龙交谈时，周恩来分析政治形势，阐明共产党武装保卫革命的主张。贺龙表示，完全赞同周恩来的观点，下定决心跟共产党走。
此后，贺龙在武汉利用招收学兵、工兵为掩护，将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如陈赓、段德昌、范长江等都安排在自己的20军军中，从而避免了反革命的屠杀。其中，范长江当时才18岁，加入了贺龙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教导团，成为一名学生兵，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再后来成为杰出的新闻工作者。
1927年7月23日，根据我党的安排，贺龙率部抵达九江。27日，第20军全部集中南昌，成为八一南昌起义的主力。
周斌说，“文革”结束后，贺龙的夫人及子女曾到这里凭吊，并认为这里是贺龙革命生涯的重大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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