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两条伟大的母亲河上的文学波涛

 

　　——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的演讲（全文）

 

熊召政

湖北省文联主席、中国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熊召政（左一）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发表演讲，与听众互动。

　　作为中国湖北文化代表团在俄罗斯开展的系列交流活动之一，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熊召政9月５日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举办文学讲座并发表主题演讲。

　　尊敬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馆长先生，

　　各位嘉宾，朋友们：

　　上午好！

　　非常荣幸，能够作为湖北省作家代表团成员，第二次来到我在少年时代就向往和梦想过的俄罗斯。

 

　　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对俄罗斯最早和最形象的了解，首先就是通过阅读普希金、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伟大的诗人和作家的文学作品来完成的。通过大量杰出的俄罗斯文学作品，我们进入了俄罗斯辽阔博大的疆域，听到了涅瓦河、伏尔加河和贝加尔湖的涛声，闻到了俄罗斯乡村田野的气息，欣赏到圣彼得堡郊外的白雾，感受到了白桦树林金色的光芒……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使我们领略了那种博大、坚强、苦难、忧郁的“俄罗斯精神”。

 

　　尽管时间在流逝，尽管人们的生活方式在改变，甚至体制、经济、文化等等都发生了变更和转型，但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一提到俄罗斯，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伟大的国度的永恒不变的形象——在辽阔的地平线上，有通向世界尽头的漫漫道路；在白茫茫的雪地上，有飞驰而过的雪橇；透过乡村池塘和湖畔的椴树和白桦树，有射出万道金光的太阳；太阳底下，是一代代爱好自由、艺术、诗歌、理想的俄罗斯人……

 

　　俄罗斯是一个承受过太多的苦难、也拥有着辽阔和博大胸怀的国度。在她的民族性格中，流淌着像伏尔加河、贝加尔湖一样深沉的忧郁和奔腾不息的进取之心。有一段话，我一时无法准确地记起它的出处，大致的意思是说，在整个人类所已承受的苦难或将要承受的苦难当中，再也没有什么比俄罗斯这个民族所已承受的苦难更为惨烈和更为深重的了。这也正是俄罗斯民族深深打动我和令我敬仰的地方。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伟大的民族承受了太多的苦难，才孕育出了19世纪诗人费多尔-伊凡诺维奇-丘特切夫那振聋发聩的诗句：“俄罗斯无法概括，甚至无法用一般的法则去丈量，她特殊的品性，只有俄罗斯能够相信。”还有与丘特切夫同时代的另一位伟大的诗人涅克拉索夫，在他的长诗《在俄罗斯谁生活得更快乐？》里，对伟大的俄罗斯母亲的命运也发出了沉重的感叹：“你是贫穷的，你又是富饶的；你是强大的，你又是虚弱的，我的俄罗斯母亲！”

 

　　是的，生活在19世纪的一大批文学家、诗人和画家，都用自己的眼睛、心灵与生命，真切地看到过和深深地感受过俄罗斯母亲的苦难与不幸，并且纷纷用各自的文笔与画笔，以严峻的现实主义笔触，把触目惊心的苦难和不平等的现实、截然对立的社会矛盾，展现在世界面前。他们用各自最深沉的现实主义作品，实践着自亚历山大-普希金以来的那个崇高的愿景与理想：

 

 

 

 

 

 

　　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诗歌创作。伟大的诗人普希金不仅教会了我如何抒情，而且教会了我如何把自己的命运和他的祖国、和他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普希金的《致凯恩》《致卡达耶夫》《自由颂》《在西伯利亚矿坑的深处》，还有《我给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等等著名诗篇，是我在少年时代就能背诵、并且深深陶醉其中的。我知道，青年时代的普希金，对中国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也曾经十分向往和热切地幻想过。1820年当他离开圣彼得堡去往南方，在南方漫漫的长夜里，他曾经幻想过自己到达了中国，站在中国万里长城上的情景。普希金也十分热爱中国文化，他的藏书中，涉及了中国生活和中国文化书籍，就有80多种。他的诗歌中多次出现过诸如中国的夜莺、万里长城等“中国元素”。

 

　　那时候我也因为阅读普希金的诗，而对敢于追求自由和梦想的“十二月党人”由衷地崇拜，可以说是情不自禁地为那些远大的抱负和献身的高尚而感动，甚至也幻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像那些勇敢无畏的“十二月党人”一样，毅然踏上为理想而受难的旅程，即便是“在烈火里烧三次，在沸水里煮三次，在血水里洗三次”，也无怨无悔，并且期待着某一天，会有一双温柔而明亮的眼睛注视着自己，随时会为一声关切的问候或轻轻的叹息而眼含热泪……

 

　　随着青春时光的消逝，等到我逐渐成长起来、成熟起来之后，我对俄罗斯的感情也愈来愈变得深沉和深厚。我的心中也时常回荡着诗人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勃洛克那泣血般的歌咏：“我的俄罗斯，我的母亲……”我也用同样深沉的感情呼唤过：“我的中国，我的祖国，我是你大手大脚的儿子……”

 

　　除了对俄罗斯19世纪这个被称为“黄金时代”里涌现出来的众多文学大师和思想家的景仰，当20世纪的“白银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家、诗人、作家们也进入中国作家的视野之后，我们对俄罗斯的理解和感受，无疑变得更为丰富、立体和深刻了。

 

　　我知道，白银时代的著名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对生活在公元前约340年前后的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屈原，十分心仪。而大诗人屈原，正是出生在我们湖北省秭归县，是在我们家乡出生的、世界级的伟大诗人，而且特别值得骄傲的是，我与屈原出自同一个祖先……杰出的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不仅亲自翻译过屈原的许多诗歌作品，还写过一些向屈原致敬的作品。我记得她对屈原的诗歌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这样翻译的：“我上升复又坠落，朝着命运指引的方向……”有一些翻译家觉得这翻译得不准确，但是我却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诗歌翻译，是一位诗人隔着汗漫的时空，向着另一位诗人发出的精神呼应。安娜-阿赫玛托娃和屈原这两位诗人的关系，可以说是俄罗斯与中国湖北省文化交流史、文学交流史上最美丽的一个篇章。

 

　　安娜-阿赫玛托娃写过一首类似中国绝句的短诗，只有两行，也曾经深深感动过我。她是这样写的：“别人对我的赞美，我把它们弃如炉灰；而你即使对我诋毁，我也看作是赞美！”这里表达的，应该是诗人受尽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和苦难之后，对俄罗斯母亲的态度与感情。这种感情，使这一代人无论处在怎样的艰难、困苦、迷惘之中，都永不低头，永不绝望，永远不会熄灭心中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心灵之火。他们沉重的脚步声，踏过了俄罗斯母亲深厚的雪地，从苦难的生活现实，一直迈向明天。就像当年的“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恋人、妻子们，那么从容坚定地踏上漫长的符拉基米尔的大路，走向寒冷的西伯利亚雪原一样。

 

　　白银时代另一位杰出的诗人、作家，195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鲍里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在艰难的岁月里写信鼓励诗人茨维塔耶娃的女儿说：“不管生活如何变化，不管它如何苦痛，有时甚至使人害怕，但人有权无忧无虑地按照自己从儿时即开始的、理解的、心爱的方向去工作，只聆听自己并相信自己。”而后者，最终也坚信，父辈的牺牲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是把最赤诚的爱，聚集在自己善良、智慧的手心里，用自己的呼吸和劳动，使他们有了永久的生命。当我读到这样的故事和情节时，我仿佛看见了站在大海边的普希金，跋涉在草原上的屠格涅夫，徘徊在伏尔加河畔的列宾，还有耕耘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列夫-托尔斯泰……

 

　　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伟大的俄罗斯的“精神”和“灵魂”。因为拥有了这样一种博大、辽阔、深沉的精神，拥有了这样一个高贵不屈、永不绝望的灵魂，诗人勃洛克才坚信：严寒、苦难、屈辱、甚至分裂，都不能压倒俄罗斯，俄罗斯注定会从严寒和苦难中新生，新生出一个强健的、伟大的俄罗斯！

 

　　俄罗斯也是一个善于铭记苦难的民族。十八年前，我第一次来俄罗斯的时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几乎每个城市都有爱国先烈纪念碑，年轻人生命中最重要的结婚仪式，不是大摆酒席，而是到烈士墓、纪念碑旁献上鲜花，拍下珍贵的结婚照。在迈向新生活之际，缅怀为国捐躯的先烈，让自己洁白的婚纱和鲜艳的花束，与烈士墓旁的长明灯相映生辉，这是多么圣洁和感人的场景！据说，这已经成为俄罗斯一代代青年的传统习俗。我想，如此美好和感人的习俗，不正是源自一代代血脉相传的、对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的根深蒂固的热爱吗？俄罗斯伟大的情怀，不也正体现在今天这样一些生活细节中吗？

 

　　朋友们，非常惭愧，我不懂俄语，对于同样博大、伟大的俄罗斯文化，知道得非常有限。我从少年时代直到目前所阅读的所有俄罗斯文学、哲学、艺术史和历史著作，都拜俄语翻译家所赐。让我们感到幸运的是，中国近代以来，自鲁迅先生那一代人开始，就拥有了一大批优秀的俄语文学翻译家。有的翻译家几乎把毕生的才华和精力都献给了某一位他所服膺的俄罗斯文学大师，例如汝龙先生翻译契诃夫，草婴先生翻译列夫-托尔斯泰，冯春先生翻译普希金，等等。

 

　　我在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创作诗歌时，就接受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和苏联时期的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叶甫图申科等诗人的影响。我在1990年至2000年用了十年的时间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其中给予了我直接的文学影响的作品，就包括普希金写普加乔夫起义的历史小说，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这几部伟大的作品，在艺术化地处理历史大事件、大变革与主人公命运的沉浮关系等方面，曾经给我带来过许多启示和思考，给过我直接和丰富的文学滋养。

 

　　如果说，诗人普希金教会了我如何抒情，列夫-托尔斯泰、萧洛霍夫教会了我如何艺术化地处理历史题材，那么，另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则是我创作自然文学散文的又一位宗师。他的《猎人笔记》，特别是《白净草原》等不朽名篇，是我至今仍然时常重读、而且甘之如饴的文学杰作，所以，我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对朋友们讲过，我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热爱者”，而且怀着一种如同诗人莱蒙托夫所说的，“奇异和复杂的爱情”，甚至也如诗人叶赛宁所言，“连俄罗斯故乡的恸哭我都喜爱”。

 

　　主持人给我这次演讲的命题是“伏尔加河与长江对话”。那么以上所说的，就是我向俄罗斯伟大的“母亲河”伏尔加河的致敬和回应。那么接下来，我的话题就可以转向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之江——长江了。我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和俄罗斯的朋友们谈谈我们的“长江文明”。因为时间关系，我也许只能把话题再缩小一点范围，只谈谈长江所滋育的上游、中游和下游的诗人和文学家们。

 

　　几年前，我在北京大学作过一场演讲，题目是“荆楚文化的精神”。这里的“荆楚”，便是湖北省的代称，长江流经湖北省的这一段，也称为“荆江”。我在那次演讲中说过：长江与黄河这两条横贯中国的河流，都是养育了中华文化的母亲河。但长江文化如果要做更细致的区域性划分，则可以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三个阶段。上游是四川、重庆，简称“巴蜀”；中游是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简称“荆楚”；下游是江苏、浙江，简称“吴越”。我个人的一个发现是：巴蜀出鬼才，荆楚出天才，吴越出人才。鬼才、天才、人才这种划分，并非有褒有贬，而是根据不同的地域文化滋养给予人的禀赋而划分的。长江上游，是中国的西部高原，这里的人得地气之厚，人们得其滋养，想象奇特而神秘，所以迹近鬼才；长江中游，乱山穿凿，平原广阔，蓝天宽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崇文尚武，颇具英雄气概、壮士情怀，所以滋生天才；长江下游，河流如织，平畴千里，中国历史中让人艳羡的江南，便在那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思维精致，举止优雅，历朝历代，诞生了不少为人楷模的人才。单从文学和艺术来说，长江上游的代表人物有李白、苏东坡、郭沫若、张大千等；中游有屈原、宋玉、孟浩然、米芾、吴敬梓、曹禺等；下游有王羲之、张若虚、陆游、鲁迅、茅盾、巴金、梅兰芳等等。如果把上面这一些名字去掉，中国的文学史与艺术史将无法撰写，因为，他们不仅代表了各自的地域，也代表了整个中华。

 

　　俄罗斯的伏尔加河，中国的长江，都是值得世人景仰的河流。它们是地球上的两条美丽的蓝色飘带。它们波涛的颜色随着四季而变化，有时浑浊，有时清澈，有时是青黛色，有时是胭脂色。但不管如何变化，它们都是母亲河里丰满而甘甜的乳汁。它们养育出俄罗斯与中国这两大片文化的沃土，养育出两个国家一代又一代伟大而又杰出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有着伟大的思想资源和风格独特的文学传统的俄罗斯，与有着数千年美丽的汉语文学传统的中国，以及世界各国优秀的作家一道，为创造和丰富人类共有的灿烂、美好和绵延不断的文学、文化宝库，贡献了各自文学传统中最伟大、最美丽的那一部分。我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俄罗斯美好的文学传统，与中华民族美好的文学传统，都将熠熠闪光地、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正如古老的长江和同样古老的伏尔加河，永远不会断流一样！

 

　　长江的文学波涛，与伏尔加河的文学波涛的牵手、呼应以及因此引发的美丽回响，不仅有着令人怀念的历史渊源，而且随着“地球村”时代、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越来越拥有更多的机缘和可能。当今世界，精神的匮乏远远高于物质的匮乏。病态的社会往往让我们无比惆怅地回望历史，这不是我们恋旧，而是我们在思考：过往的那些文学大师、艺术巨匠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为什么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得不到足够的尊重。文学是忧患的，也是敏锐的；艺术是空灵的，也是清醒的。无论是文学还是艺术，它们都是人类心灵的投影，不但充满了悲天悯人的精神，也充满了愤世嫉俗的情感。但这样的文学艺术的传统，似乎正在削弱，甚至正在被抛弃。伟大的经典有时会遭遇解构和冷落，甚至蒙上了灰尘；美好的文学传统有时也面临着遮蔽、断裂和挑战。“娱乐至死”的风气正在席卷着全球。精神的分量日益轻薄，感情的滋味愈发寡淡，华而不实、浮而不定的物质享乐风气，也正在侵蚀着我们高贵的文学艺术传统……

 

　　然而我坚信，无论是俄罗斯的文学艺术精华，还是中国的文学艺术精华，都不仅是属于自己的祖国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创造人类最伟大、最崇高的精神高地，永远是人类文明之旅的目标和方向。所以，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伏尔加河与长江挽起手来，共同荡涤文学艺术的颓废，不要让那些光怪陆离的东西以文学艺术的面貌出现，让真善美重新回到我们的作品中，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当务之急的。如果我们爱我们的伏尔加河，爱我们的长江，我们就更加努力地去思索、去创造吧。而且，我们更需要携起手来，像保护我们共同的眼睛、心脏一样，像保护我们共同的母亲河一样，去珍惜、守望和保护我们美丽的文学传统！

 

　　感谢朋友们耐心的聆听。请允许让我再次向在座的俄罗斯作家、艺术家以及朋友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