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刘晓宁 制图董超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更多关注的是硝烟弥漫的战场，却似乎忘记了伴随着这场战争而产生的庞大群体——难民。
有数据显示，抗日战争前期，中国难民从被日军践踏的地区逃离，塞满了华中地区，这次被迫性的移民，规模约1亿人，而当时全国人口约为4亿人。
上世纪90年代，在华中师范大学宁静的校园里，美国历史学者史蒂芬R·麦金农（Stephen R. MacKinnon），被武汉战时难民危机的规模与后果所震惊，开始对此进行研究，并最终成书《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这本书讲述的是“军事史背后的人类故事”。
日前，武汉晚报记者联系上了身在美国的麦金农，并通过电邮采访了他。
背景纵深
章开沅：
逃难途中失去了外婆和弟弟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为《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作序，不仅因为他是麦金农的朋友，还因为他本人就是难民潮中的一员，是幸存的历史见证者，也是麦金农的研究对象。
章开沅说：“1937年秋，我随父母从芜湖逃至汉口，又历经千辛万苦逃到四川，付出的代价是外婆与两个弟弟因缺医少药而相继死亡。”
麦金农对于难民问题的开拓性研究引起了章开沅的兴趣，他说：“难民不仅是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的逃亡者，还是东南地区先进文化的载体与传播者。战争带来极大灾难，但战争也促成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大迁徙、大交流。仅以我个人所见所闻，已可看出东南地区难民大量涌入对于西部大后方经济、文化的深远影响。”
黄子明：
至今仍珍藏着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照片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描述过1938年她在武汉看到的一幕：“从作战地区收容成千上万的战争孤儿……有一天，一列车这种衣衫褴褛、长满虱子、饿得要死的小孩刚刚运到，十几名妇女给他们剃头、洗澡、供食，让他们换上新的蓝色斜纹布工装服。然后，这些娃娃就排着长队穿过街道去等待各种船只把他们向西运送。”
黄子明就是这些孩子中的一员。91岁的黄子明住在徐东大街，至今仍珍藏着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照片。他回忆，1938年他进入了战时儿童保育院，保育院设在一元路小学，旧址还在。当年8月16日，他随同500名难童一起坐火车从徐家棚出发，辗转到了桂林和柳州，最终入读柳州东泉保育院。
1938年10月20日，武汉临时保育院门口挤满了拖儿带女的市民，跪求收养自己的孩子，“战事来了，为什么反倒不收孩子了？”最后，1000个五六岁的孩子被送入，父母隔栏相望，不忍离去，很多人此生再未相见。
第二天清晨，一艘装载300难童的船只被日本飞机击中，难童血染长江，葬身江底。晚年的宋美龄对此仍念念不忘，“300余难童于乘船护送途中惨遭日机炸沉，连同护送人员无一幸免，迄今虽逾50余年，每思及之心中恒感悲愤不已！”
10月24日，蒋介石下达了弃守武汉的命令，但汉口保育院还有500多难童没有交通工具。危急时刻，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卢作孚同意保育院师生搭乘民生公司的轮船，那已是离开武汉的最后一班船了。
同一天，在宜昌，船上载着几百名免费上船的孤儿难童，由卢作孚亲自护送。而当时宜昌城里堆积着9万多吨物资，各种滞留人员3万多人，甚至出现了为抢着上船而掏枪的事情。卢作孚将第一艘撤退的船只留给了孩子们。
1939年，黄子明扛起枪上了战场，抗战足迹遍布鄂、湘、赣、滇，最远打到了腾冲。当年的很多事，老人都记不清了。然而，他仍然清晰地记得战时儿童保育院里有一位叫蒋萍的保育员很温柔，把他当作亲弟弟一样照顾。
1938年，武汉弥漫着空前的乐观情绪
武汉晚报记者：1938年的武汉，弥漫着空前的团结和乐观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与1937年底南京和济南失守所产生的恐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也是难民潮对武汉的影响吗？
麦金农：是的，这种在抵抗中迸发出的团结和乐观精神值得铭记。它提示着我们不要仅仅把中国人民看做战争的牺牲品，因为他们在艰难和恐怖时期，仍保持着乐观态度。而在这种团结中，国家和社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
这种精神与难民的关系在于，在1938年的几个月里，武汉人口急剧增长，难民用新的方式把他们的能量集合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做最后的抗争成为一种道德需要。
1938年，武汉发生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
武汉晚报记者：1938年，全国90%的文化精英聚首武汉，武汉文化空前繁荣。您在书中写了走出书斋、提倡大众文化的老舍，提到了充满了激情的文化官员郭沫若，以及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矛盾挣扎的闻一多。其实，这些知识分子也是难民。那么，您如何看待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抉择，以及他们与战争的关系？
麦金农：我认为，1938年，武汉发生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爆发了一种“文艺为大众服务”的巨大精神，代表着与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决裂，以及与占统治地位的上海、北京的文化的决裂，同时又不同于西方模式。
这种转变对于五四文化精英——闻一多这样的人来说是困难的，对于郭沫若这样的人物是容易的。冯友兰也完全转变了他的哲学写作风格。老舍并非五四精英，但他在武汉取得了巨大的创作成就。也许武汉是老舍最好的时期，也是影响最大的时期。
1938年，中国开创了巨大的难民救济体系
武汉晚报记者：您提过，“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中的一些官员制定了很多社会改造计划，并将其中的一部分付诸实施……确实推进了公共卫生尤其是妇女保健、教育、救济等公共事业。这其中蕴含的理念，虽屡经顿挫，但最终在海峡两岸的中国领土上都扎下了根。”您能确定中国人仍在享用1938年的遗产吗？
麦金农： 难民的涌入使武汉人口成倍增长，中国也成了难民之国。一方面，来自不同阶层和地区的难民们被迫生活在一起，交织在一起，同时也引发了巨大的家庭生活的混乱。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因此开创了巨大的难民救济体系，包括孤儿院、医疗救济中心。尽管并不够多，却为海峡两岸留下了重要的影响现代中国形成的战时遗产。
1938年，孕育中的“武汉精神”
武汉晚报记者：如何从全球视野来看1938年的武汉会战？
麦金农：武汉会战将抗日战争带入了战略相持阶段，随后也促使了欧洲同盟国、苏联和美国结成了反法西斯同盟。它似乎还产生了一个结果，迫使日本和希特勒结成了联盟。
这场战争也向世界昭示了，中国并非如日本想象得的那样，能轻易、迅速地被打败。武汉会战还和南京大屠杀一道，转变了美国和欧洲民众的观点，他们开始反对日本的侵略行为。
武汉晚报记者：您在书中提到了“武汉精神”，您认为的武汉精神是什么，为什么说“武汉精神”至今仍被海峡两岸津津乐道？
麦金农：武汉精神是有组织地反抗以及牺牲的精神——永不放弃，肝胆相照。武汉精神也包括面对外辱时，各党派政治上的团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精神代表的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团结在一起的统一战线的精神。
日本最大的问题
是不承认自己是侵略者
武汉晚报记者：日本否定亚洲侵略历史是当今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您的这本书客观地叙述了日军的侵略和暴行，显得十分可贵。怎样让日本的那些政治家回归理性和人道的立场，怎样在世界范围内使日本的战争暴行像德国法西斯一样受到应有的谴责？
麦金农：日本最大的问题是不认为他们在战时是有罪的侵略者，他们通常把自己看作战争的受害者，特别是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的受害者。
（翻译：邱喜元）（图片由麦金农提供）
（作者： 编辑：肖梦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