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反扒表彰信上扒手被“调包” 民警举报领导受贿
纪委回复。
黄建春
实名举报扒窃团伙头目遭调包 调查6年 武汉市公安局纪委确认办案民警存在弄虚作假违规办案
61岁的黄建春这6年来一直在做一件事——不停地向上级反映，6年前自己在公交车上抓获的扒窃团伙头目不是帅军，而是李汉平。
黄建春原本是武汉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反扒三大队的一名干警，这件事原本和他没有多大关系，2009年12月，黄建春在武汉的一辆公交车上抓获一个扒窃团伙，但随后他发现，其中的扒窃团伙头目被调包处理成另一名惯偷，逃脱处罚。
6年间，他一直想让这位逃脱处罚的团伙头目受到应有的惩罚。“我就是想要一个公道。”老黄说。
近日，武汉市公安局纪委经过调查后表示，当年这起扒窃案中，涉案民警的确存在弄虚作假、违规办案等问题，目前已依法依规对两名民警作出处理。不过，老黄对这个结果还不满意，因为当年的扒窃团伙头目依然没有受到处理。
文、图/广州日报记者肖欢欢
2009年12月26日下午4时多，武汉市民万代红上了一辆10路公交车。“当时天气冷，我穿着一个厚厚的外套，手机就放在右边口袋里面。上车了之后，就有一个人在后面举着钱，说谁有零钱，谁有零钱，挡在我前面，一转身一摸手机没了。就有一个人往后面撤，我就一把抓住他了，我说把手机还给我，他不承认，正好前面停着一个警察，我说司机靠边，报警。”
老民警抓到小偷遭调包
此时，正在执勤的黄建春和同事正好路过武胜路公交车站。“当天下午我开的警车，车编号是670，我靠边停车，还没有停几秒钟，就听到后面车上有人在大声喊警察，感觉不对劲儿，我立马跟同事上公交车，才发现车上有人偷东西。”
黄建春说，当时他一看，涉嫌扒窃的其中一人他很熟悉，这个人名叫李汉平，之前因盗窃被他们处理过，是他们反扒队重点盯防的对象，外号叫做“大脑壳”。“ 我认识他的时间太长了，因为我值班的时候，他经常来我们队里，找我们一个姓何的民警。”
随后，黄建春和同事一起将李汉平和另外一名涉嫌扒窃的吴涛控制住，并带回武汉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反扒三大队。因当时黄建春是内勤队员，所以将抓获的李汉平和吴涛两人移交给同事何某和程某后，他便继续在办公室值班。
后经了解，李汉平就是扒窃团伙的首要分子，分局督办的惯偷头目，这个团伙包括李汉平（团伙头目）、吴涛（负责扒窃）、李杰（负责阻挡视线配合扒窃）、董炽武（典当行老板，负责销赃）等诸多人员，该团伙已经形成扒窃、销赃一条龙，每个环节都有人员密切配合。当在扒窃中被失主察觉报警时，就是李汉平堵在公交车门前不让失主开门下车去报警。且李汉平一直都是多起分局督办扒窃案件的主要嫌疑人、重点人及重点对象。
2009年12月31日，因为这次抓获扒窃犯，武汉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对黄建春进行表彰。表彰信中写道：老民警黄建春在执行巡逻任务时，遇到扒窃案，黄建春同志马上在车上搜查，发现了曾经被打击处理过的职业扒窃案犯吴涛（绰号小涛涛）、帅军（绰号小豆子），随后黄建春通过及时记下车牌号，调查车载监控，通过严密侦查并运用录像证据，迫使两名疑犯交代扒窃事实，两名“职扒”一名被刑事拘留，一名被行政拘留，大队对老民警黄建春同志在巡逻中认真负责，抓获职扒的工作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在干警大会上进行表扬。
但面对这样的公开表扬，黄建春高兴不起来。“当时我看到这个表扬傻眼了，我抓的是李汉平和吴涛，你搞成了小豆子（帅军）和吴涛，李汉平被他们调包了，没有受到任何处理。”
监控视频证明头目被调包
黄建春是一个爱较真的人，爱认死理，从警几十年，没抓错一个好人，也不能让一个坏人逍遥法外。“如果抓错了，那不成了我职业生涯的污点吗？”为了证明质疑，他找到公交车上的监控视频。来到了事发地武胜路公交车站点，搜索路过的10路公交车。经过一番搜索，他找到事发当天的那位公交车司机。在跟公交车司机说明来意后，司机爽快地同意了黄建春调取监控的请求。在大量的监控视频中，黄建春发现一段监控视频完整地记录了2009年12月26日下午发生在武汉市10路公交车上的一切。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黄建春将几个人的画面分别截图，并通过公安内部人口信息查询网，证明当日在车上行窃的这几个人，分别是挡在门口的李汉平、偷窃被抓的吴涛、喊着要换零钱的李杰。
谁知这起看似普通的扒窃案背后，竟有疑犯被调包、警贼相勾结的情况，随后，黄建春将证据和材料上交给武汉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始了长达6年的实名举报历程。
在黄建春的举报材料中，第一项举报是这起扒窃案被定为“吴涛扒窃案”存在严重错误。黄建春说，通过供述，在这起团伙扒窃案中，李汉平才是真正的头目，当时他抓到的李汉平由始至终都没有出现在这起案件的材料中。“我抓到的是李汉平，他为什么写的小豆子（帅军），这说不过去啊。难道因为小豆子在公安没有熟人，就要被处理？”黄建春说，吴涛只是受到了行政处罚，对其处罚力度还不及帅军的刑事拘留，吴涛怎么就成了该案件的首要分子？
黄建春举报的第二项内容是民警程某、何某受贿。在举报材料中可以看到：黄建春将扒窃嫌疑人李汉平、吴涛带回大队交给民警何某、程某之后，二人并没有按程序进行审理。
失主万代红向记者证实，当天他跟随黄建春来到反扒大队，进行问询，并做了笔录。“按照他们的说法做了笔录，他说手机我肯定会还给你的，你的笔录，就按照我说的几个要点写一下。他说他们反扒的有他们的办案方式，所以遇到的这些偷手机的，有可能不是罪犯，而是他们的线人。”万代红说，当时他也将信将疑，随后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黄建春。
牛脾气的黄建春觉得其中有鬼，他来到审讯室检查笔录。黄建春发现，在失主的报警方式上有所变动，没有了他抓获扒手的情节，后面嫌疑人归案时的调包也会顺理成章。在他看来，这是有人通过假口供来为扒窃头目开脱。
打算用500元意思意思
黄建春回忆，当晚11时多，一名自称是典当行老板的董某来到大队，称“来送手机”。失主万代红也来到大队，领走了自己丢失的手机。
晚上12时，副大队长何某、程某，包括被抓的李汉平、吴涛，还有自称为典当行老板的董炽武，同时走到黄建春的值班室门口，给他一张条子。纸条上写着一行字：让他去楼下的副食店拿两条烟，或者拿500元。临走前，同事程某还跟他说了一句话，说这里有500元，是何大队长招呼他的，其他事情就让他不要管了。
从那以后，当天白天被他抓到的李汉平和吴涛再也没有回来。他当时感到事态异常，并未去领这份“礼物”。“按程序，抓获扒手，必须经严格法律程序才能放，这个案子根本没有查清楚，他就把人放了，这不是渎职是什么？”
事发后一个月，也就是2010年1月25日，黄建春决定向武汉市公安局反映反扒大队刻意隐瞒案情真相。晚上睡不着觉，总感觉冤枉了好人，随后，武汉市公安局督察大队、纪检部门组成了调查组。三大队一名干警表示，当时，凡是接触过这个案子的民警都被调查了，并且，由武汉市公安局直接派人调查。
黄建春没想到，也就是从那时起，由于自己的较真，和同事们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觉得自己成了同事们重点盯防的对象。黄建春向记者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李汉平出生于1964年，籍贯山东，户籍所在地为武汉市硚口区营房北村，曾被武汉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视频特侦大队抓获。因为举报在反扒三大队和公交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都没有得到满意答复，随后，他继续向武汉市公安局进行举报，接到举报后，武汉市公安局督察大队、纪检部门组成调查组，对此事展开调查。
黄建春当时在单位，觉得没有人敢和自己接近，唯恐惹上麻烦。甚至黄建春连自己家人的安全也感到担忧。为了确保家人的安全，他经常让老婆孩子到亲戚家中去住，也极少让他们在外面抛头露面。
2014年，黄建春通过了晋升考试，但因常年举报，他觉得或许单位领导对他非常不满意，认为他“把单位搞臭了，影响了单位的团结”，以正科级退休。
退休后他继续向湖北省公安厅进行举报，只为还自己一个清白，证明当年有人把自己抓回来的扒窃头目调包了。
“我这辈子就算跟这件事扛上了。”黄建春的家人并不支持，一家人因为他的举报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哪天在外面遭到报复。由于常年操劳，今年61岁的黄建春已经两鬓斑白，还欠下几十万元外债。
武汉市公安局纪委：
弄虚作假属实受贿无证据
经过5年举报，黄建春终于等来好消息。2014年1月30日，武汉市公安局纪委对黄建春的举报进行回复，在这封回复信中可以看到：关于你反映视频侦查支队（原反扒大队）三大队在办理吴涛扒窃案中存在弄虚作假、违规办案等问题，经核查，你反映的该情况基本属实，何某作为办理该案件的副大队长，负有直接责任，目前市局纪委已责成视频侦查支队依纪对何某予以处理。
关于黄建春所反映的民警何某、程某涉嫌受贿问题，经查，目前没有充分证据证实，由调查专班做进一步调查。
关于民警程某邀约社会人员恐吓、威胁民警黄建春的问题，武汉市公安局纪委表示，经查，基本属实，市局纪委已经督促视频侦查支队对程某违纪问题予以立案调查，并依纪依规予以纪律处分。黄建春表示，他对这个调查结果还不是很满意，因为里面还是没有提到他反映的核心问题，那就是李汉平才是他抓的人，此人作为扒窃案的头目，被调包释放了，而回复信中则还是说吴涛扒窃案。“家里人都劝我，但我会一直坚持举报下去，直到整个事件的真相水落石出，哪怕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黄建春说，不能让“抓错人”成为自己职业生涯的污点。
记者试图联系两位受到处理的民警何某和程某，两人均表示，对此事不便多谈。武汉市公安局纪委相关负责人昨日也表示，对于何某、李某的处理正在依法、依规进行中，有了适当的结果会对外公布。（作者: 肖欢欢）
（作者： 编辑：刘建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