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物：目睹一切却沉默不语

　　遗物的精神价值无可替代，遗物清理和认领是善后的重要组成部分。

　　6月7日，在江边，从部队手中，清理专班将遗物一件件搬过来，摊放到租来的渡轮上。

　　遗物分两类，一类是箱包，未打开；一类是零碎物品，混合装入纤维袋。

　　6月9日，4辆大货车将遗物一次性运回容城殡仪馆，当天，20名武警、30名志愿者和公安、司法、卫计和民政等各部门几十人对遗物进行消毒、清理、编号、登记、造册和司法公证等工作。

　　至6月10日凌晨3时，共清理出各类物件323件，能确认物主的有200多件。

　　6月10日上午8时，16个20平方米帐篷一字排开，遗物集中认领开始。

　　箱包、袋子、小玩具、布娃娃……一件件遗物，曾陪伴主人度过了多少快乐时光，却又在那个夜晚经历了何等劫难。它们目睹了一切，却沉默不语；它们沉默不语，却胜过千言万语。

　　帐篷里，哀痛与怀念弥漫其间。有人怀抱着皮箱默默哭泣，有人抚摸着手机涕泪纵横……

　　年轻志愿者一对一协助，轻声安慰，一起流泪。

　　监利县民政局党委委员、工会主席肖永红是遗物清理专班成员。他透露，截至端午节前，除了4件外，其余可确认物主的遗物均被领取。

　　6月9日下午，客轮导游、幸存者张辉找到了自己的拉杆箱和钱包，里面的身份证和5万元现金、2万元现金一分不少。

　　余正伟夫妇在客轮上开小卖部，这次妻子遇难。6月13日，他从重庆发来一张小背包的彩色照片。当天23时40分，小背包找到了，里面的2万多元现金原封不动。重庆民政人员当场打电话，余正伟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还有些亲属从遗物中收获了惊喜。

　　南京相先生找到妻子的相机，发现相机存储卡保存完好。当妻子最后的快乐影像出现时，35年相濡以沫的往事历历在目。

　　6月10日上午，邓先生领到了姐姐的相机。看到姐姐生前的留影，他热泪盈眶。

　　骨灰收到了，遗物领到了，在挥别伤心之地前，有些家属希望向监利表达一点感谢。

　　6月9日，无锡倪先生和子女，决定将先前为逝者治病募捐而来的8万元，捐给监利县4位贫困生。

　　6月9日，上海赵先生说，打算在监利开办企业，成立儿童帮扶基金，帮助监利困难儿童。

　　6月9日，常州黄先生捐赠5万元，资助监利特困生姐弟上学。

　　6月10日，上海金先生夫妇对湖北省委副书记张昌尔和上海市副市长赵雯说，想捐助一位贫困学生。“我们在这里失去一位亲人，希望再找到一位亲人”。

　　6月10日，先后有家属将遗物中的8828元现金和1万元现金捐给监利县慈善组织和“监利的父老乡亲”。

　　可以想见，“监利慰藉”将长久地驻留在这些遇难者家属的记忆中。

　　社会救助“监利模式”

　　如今，遇难者家属回乡了，前方专班撤离了，监利正在恢复往日的平静。

　　但湖北民政从这次大规模善后的实践经验出发，对社会救助问题的深层次思考没有停止。

　　2014年5月1日实施的国务院《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设计了“8＋1”（即8项社会救助制度和社会参与）的制度框架。

　　彭军认为，这次救援与善后，堪称是对“暂行办法”的一次全面实践。在这中间，监利县以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为本质特征的“黄丝带行动”值得研究。

　　事件发生后，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军队和有关地方动员起来了，交通运输、医疗卫生、公安、民政、安监等有关部门动员起来了，涉事8省市也动员起来了，再加上“黄丝带行动”，“暂行办法”所要求的“政府主导、民政统筹、各部门配合、社会力量参与”的社会救助格局显示了雏形，经受了考验，展示了威力。

　　从已有效果看，“黄丝带行动”不但使政府主导的社会救助交响乐更加波澜壮阔、雄浑完美，它还为将来应对类似重大事件提供全新思路。

　　彭军认为，湖北民政在救援与善后中形成的一些亮点、做法、规范和原则等，经系统归纳和理论提升后，可以上升为中国社会救助理论与实践的“监利模式”。

　　他说：“期待‘监利模式’这一湖北品牌能更好地保障老百姓安居乐业，期待湖北民政能有更大作为，以此缅怀和告慰442名‘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遇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