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大门前，立有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10位委员的雕像 记者彭年 摄

　　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纪委前身89年前在武汉诞生

记者黄莹 实习生黄翔

“中纪委的前身——中央监察委员会就是在中共五大上诞生的。”近日，长江日报记者探访位于武昌都府堤20号的中共五大会址，武汉革命博物馆陈列部主任万玲介绍。虽邻近司门口商业区，这片绿树成荫的建筑群却格外清幽肃穆，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中，外省市机关单位组织前来的，要占上大半。

1927年，中国共产党于危急时刻在武汉召开中共五大，大会选举产生了首个党内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89年过去了，会议旧址上建起的纪念馆已成为著名的红色教育基地，其建设规模为国内党代会纪念馆之最。

馆内举办的《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程展》，作为我国首个全面记录共产党纪律检查历史的展览，让武昌闹市中的这块方寸之地成为党员干部接受廉政教育的必到之处。

五大会址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位于五大旧址内的反腐倡廉展区，计划明年增补内容、易址扩建，在旧址附近开辟专馆用于展览，规模将是现在的数倍。

建党初期就高度重视反腐

中共五大会址是当时的武昌高师第一小学所在地，五大开幕式会场按原貌复原。记者看到，主席台上悬挂着国共两党党旗，马克思、列宁、孙中山画像，四周粘贴着不少标语口号，“要保卫和平和面包！”，“中国革命成功万岁！”等。一入陈列部展厅，“党与腐败水火不容”8个大字异常醒目。

据介绍，上世纪2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和风起云涌的工农运动，让党的力量得到空前发展，党员人数从四大时的不足1000人猛增到5万多人。随着党员队伍的扩大，一些投机分子混入，他们趁革命高潮之机捞取个人利益。

为了严惩叛党变节和贪污腐化分子，纯洁队伍，中共中央于1926年8月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次年4月底，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五大上应时而生。武汉成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诞生地。很快，湖北、四川等地相继成立了地方监察委员会。

1927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五大党章第一次设立“监察委员会”专章，标志着党的纪律检查制度初步创立，为后来党的纪检机构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党史研究专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毛磊撰文说：“中央纪检机构的设立，充分说明中共从建党初期就高度重视党内监督和反腐倡廉。”

“尽管很快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中央监察委员会在第二年的六大上被取消，改为中央审查委员会，但它的开创性意义十分重大。”万玲说。

十委员仅一人见证新中国成立

如今，在五大会址纪念馆大门前，立有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10位委员的雕像。

1927年中央监察委员会在汉成立后，选举产生了领导班子：王荷波是主席，杨匏安为副主席，许白昊、张佐臣、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是委员，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则是候补委员。

这10人来自湖北、湖南、广东、上海等地，其中6人是工人出身，4人是知识分子，均在各地方党组织担任过重要职务。如主席王荷波曾担任第三届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副主席杨匏安曾是中国第一个地方纪律检查机关——广东监委会的委员，在国共合作时期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常委、组织部代部长。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重点，主要是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包括对未能执行党的决议，或者没有完成工作任务的党员严格问责，并按党纪严肃处理。

该机构成立不久后，大部分委员出于工作需要相继离开了武汉。当时白色恐怖阴云笼罩，委员们陆续被捕和牺牲。在生死考验的抉择前，没有一人背叛，其中8人先后牺牲，1人失踪，只有刘峻山成为唯一见证新中国成立的幸存者。

1927年，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王荷波被捕牺牲前，留下的唯一嘱托，就是请求党组织对他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千万别走和他相反的道路。这句话如今被刻在了他的雕像前。

杨匏安在汉接济大量流亡革命者

记者黄莹 实习生黄翔

“虽然未曾见过，但祖父在我心中的形象就是‘高大上’三个字。”昨日，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杨匏安的孙子杨峻接受采访时说。57岁的他在家乡珠海政府部门工作，88岁的父亲杨文伟离休前一直在部队。

杨匏安是与李大钊、陈独秀齐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作为广东省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国共两党都享有很高声誉。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国民党担任组织部代部长，属“九大常委”之一。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身在武汉的杨匏安与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讨蒋通电，指出蒋介石已公然背叛革命，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斗争。不久，他出席在汉召开的中共五大、八七会议，与江董琴（武汉公安局长）成立国民党闽、粤、桂三省党部驻汉办事处，领导革命救恤组织，接济了大量被迫害流亡至汉的革命同志。1931年，他被捕入狱，多次严词拒绝国民党高官乃至蒋介石亲自劝降，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

杨峻告诉记者，祖父虽官至高位，但廉洁至极，从不收受任何礼金、礼品，也不为亲朋故旧说和、讲情。周恩来耳闻目睹这些情况，称赞他“为官廉洁，家境清贫”，还时常以杨匏安的风范为例，教育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

杨峻说，祖父是个很较真的人。他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期间，一次，年幼的父亲和伯父在存放过罢工捐款的麻袋里捡到两角钱硬币，玩了起来。祖父立即严肃地吩咐把这两角钱送到罢工委员会去。这事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时隔多年还对杨匏安的孩子回忆说：“你父亲为官清廉，一丝不苟，称得上是模范！”

“我父亲一辈子都以祖父为榜样，工作勤勤恳恳，从不向组织要求什么。尽管时代不同了，但大家都严格要求子女，不去受不良风气的影响，不给烈士抹黑。”杨峻说。

杨家人十分低调，从不主动跟人提杨匏安。杨文伟单位的人甚至一直不知道他是烈士后人，直到“文革”调查时才听说。上世纪60年代，政府给过杨文伟一笔60元的抚恤金，这也是他家享受的唯一一个“烈士待遇”。杨文伟将这笔钱全都捐给了珠海老家的合作社，“烈士是家乡出来的，想回报家乡。”

苏区反腐令：贪污500元以上即处死刑

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一年后即取消，但其在党史上的影响不容低估。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展出了苏维埃政府时期，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

训令的第一项就明确指出，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按照当时物价计算，１元钱可买2担谷子。贪污500元，相当于1000担谷子。”工作人员介绍说。

从展出名单上看到，根据这一训令，一批党员干部因贪污被判处死刑。如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贪污公款物资500余元；于都县军事部长刘仕祥贪污400余元；总务厅工程所主任左祥云，贪污公款246.7元，并负罪潜逃等等。而福建苏维埃政府文书金华堂，则因为贪污了4.2元，手表1只，风衣1件被撤职。少共中央巡视员郑茂德，因将公家的一匹骡子和一匹马出售卖钱，被开除。在政策和法令的威慑下，犯有贪污罪行的人纷纷投案自首。

纪念馆展出的不少物件背后，都有一段艰苦奋斗的动人故事，如1934年7月的一本关于毛泽东二交食宿费的账本。当时，任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到江西苏区长胜县铲田区调查工作，晚上下榻在一所破旧的祠堂，晚饭只有山芋粥和红薯。第二天临走前，他让警卫员去区政府结清食宿费，结果区干部将钱退回，毛泽东大为生气，最后让参谋长去交了食宿费。此事在苏区传为佳话。

（记者黄莹 实习生黄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