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中里位于江汉路步行街，是一条有近百年历史的老里份，建筑结构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 记者彭年 摄

　　中共中央组织部在汉成为独立机构

　　创下历史上3个“第一次”

　　记者胡雪璇

192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以下简称“中组部”）在武汉先后有3处办公地点：一是铭新街13号，是中组部机关所在地；二是贯中里，是当年负责党员登记的地方；第三处尚待考证。

日前长江日报记者探访发现，铭新街13号原建筑已经改建，现为餐馆和酒店。贯中里是一个胡同，居住着数十户居民，建筑保持着古色古香的风貌。

贯中里的多间房子中，哪一间是中组部当年的办公地，目前仍不得而知。

在汉时间不足半年

有内设部门有办公地点有工作计划

武汉党史专家赵晓琳介绍，中共四大后，中组部名义上已经建立，但是领导不专职，工作人员不稳定。

1927年4月中旬，总书记陈独秀及尚留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和工作人员全部到达武汉，中组部也迁到武汉。

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五届一中全会后，中央决定调李维汉任中组部部长，副部长为陈乔年（另一说为秘书长）。

后因“马日事变”许克祥叛乱导致武汉至长沙铁路中断，李维汉不能及时到任。中央又任命张国焘为中组部部长。但这段时间张的其他公务较多，中组部工作实际上由陈乔年主持。

6月下旬，李维汉来到武汉，就任中组部部长。

“七一五”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后，武汉形势愈发严峻。10月上旬以前，中共中央机关陆续迁回上海，中组部亦迁走。部长李维汉在处理完相关事宜后，最后一个离开武汉。

赵晓琳说，从1927年4月中旬至10月上旬，中组部在汉时间不足半年，但创下了三项历史上的“第一次”：

——第一次设立独立机构。在武汉，中组部第一次有了部长、副部长（秘书长），内设有秘书处、组织科、党员登记处等具体工作部门。

——第一次明确提出组织部工作计划。五大闭幕后一周左右，组织部就制定出工作计划，并经中央常委会讨论通过。

——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办公地点，如铭新街13 号、贯中里等。

上千党员来汉请示汇报

中组部登记核实并为他们安排工作

中共中央在汉期间，正是大革命由高潮转向失败的风云剧变时期。中组部在复杂的形势下完成了党中央布置的多项重要工作任务，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对各地来汉的党员进行登记核实，安排工作；二是为各地党组织调动配备干部；三是在非党群团中建立健全党团组织；四是疏散撤离干部；五是整顿恢复党组织。

1927年初至8月，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也因为党中央在武汉，全国各地来汉寻找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的党员、干部估计有上千人。一般情况下，这些来汉党员要找到中组部，经中组部与其原所在省份党组织联系，核实确定身份后再安排工作。

“七一五”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后，武汉白色恐怖严重，中共党组织转入地下。中组部在临时中央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疏散撤离党员干部的工作，依据被疏散同志的选择和工作需要一一进行分配。

反动派发动政变后，一些地方党组织不能正常工作。中组部依党中央指示，及时恢复、整顿或重建党的组织，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系统和工作机关，组织了全国的秘密交通网。

办事有纪律有规矩

干部任命和调动都要履行程序

那时的中国共产党及中组部虽正处于幼年时期，但也有着规范的管理、严格的纪律。干部任命和调动都需要履行一定程序。

1981年10月，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的宋侃夫回忆了自己找到组织后被分配工作的经历。

1927年3月，宋侃夫从上海来到武汉，找到一位姓王的熟人。王介绍宋找到中组部，中组部询问过浙江党组织确有此人后，决定为他安排工作。

中组部给他开具了盖有长方形图章的介绍信，内容是“宗祖之”介绍给“宗宣之”。宋侃夫拿着这封介绍信与中宣部的工作人员尹宽接上头，尹宽带他去见中宣部部长蔡和森。后来宋侃夫被安排在中宣部鼓动科工作。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组部开始疏散干部。宋侃夫回忆，当时中组部干部罗严征求他的意见，他提出想回家乡江西，坐在一旁的中组部部长李维汉笑着插话说：“回江西当少爷去啊？”（宋家是官僚地主家庭）。

一经提醒，宋侃夫当即表示不回江西，还是去浙江。1927年7月底，宋侃夫按照党组织安排回到白色恐怖下的浙江杭州，投入地下斗争。

李维汉曾告诫两个女儿：“如果你们叛变了，只能刀枪相见”

1927年6月，李维汉来到武汉，担任中组部部长。

李维汉的外孙女李晓元1951年出生，曾在湖北省旅游局工作，现已退休，目前居住在武汉。她的母亲李曦是李维汉的二女儿。

日前，李晓元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讲述了几件关于外祖父李维汉、大姨罗静松（李维汉长女）的故事。

离别前父亲告诉女儿：

“万一被敌人抓住，你们什么都不能说”

1933年初，李维汉离开上海去江西苏区之前，把罗静松和李曦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谈了三个问题：

第一，你们也不小了，不能整天玩，今后要到工厂去做工，自食其力。要知道，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

第二，共产党干革命是危险的，随时可能被捕、被杀，万一被敌人抓住了，你们什么都不能说，宁可牺牲，也不能暴露秘密。我们是父女关系，如果你们叛变了，那就不再是父女，而是敌我关系，只能刀枪相见。“妈妈说，这一条当时讲得特别严厉。”李晓元回忆。

第三，搞革命，一家人生离死别是常事。父母不能溺爱子女，子女不能事事依靠父母。你们要锻炼独立生活能力，只有做到这样，在生离死别、敌人迫害或身处逆境时，才不会丧失信心，陷入绝境。

这一年，罗静松14岁，李曦12岁。

长女16岁曾被捕 立场坚定没出卖组织

李维汉离开上海前，两姐妹和父母都住在上海党组织的驻地。李维汉离开后，为了保护两姐妹，也为了不暴露党组织的驻地，罗静松和李曦被安排去纱厂做工。

罗静松在16岁那年曾经被捕，并被关押5年之久，但她立场坚定，没有出卖组织。敌人找不到任何破绽，只好放人了事。

李晓元介绍，大姨罗静松后来回忆时说，“父亲和我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对日常生活要求不高，但政治上的关怀确是深远的，效果也是显著的”。

邀请邓小平

为“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题写馆名

李晓元介绍，“文革”期间，外祖父李维汉受到迫害，1975年遣送到湖北咸宁，直到1977年底才获得自由。

返京途中，李维汉顾不上与在汉的家人团聚，就匆匆来到汉口鄱阳街139号——当时还在筹建中的“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查看每一间房间，现场讲解当年会议的具体情况，为恢复会址原貌提供了第一手的详实资料。

当纪念馆负责人提出请李维汉为纪念馆题写馆名时，李维汉当即表示，出于党史方面的特殊意义，“八七会议会址”应该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题写馆名，由哪位来题写，他会具体联系。

1980年5月，应李维汉请求，当年以中央秘书身份参加会议的邓小平亲笔为“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题写了馆名。 (记者胡雪璇)